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岁月里，云南晋宁走出了一位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担当禅师。他以笔墨为舟，在乱世中承载着文人志士的精神追求，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诠释着对家国的眷恋与对禅意的领悟。
一、出身书香，志存高远
担当俗姓唐，名泰，字大来，1593年出生于云南晋宁的一个诗书世家。其先祖原籍浙江淳安，明初随军迁徙至滇，世居晋宁。祖父唐尧官是嘉靖辛酉年乡试解元，虽屡试不第却闭门著书，留下《五龙山人集》；父亲唐懋德为万历癸卯年举人，官至陕西临洮同知，著有《十海诗集》。受家族文化熏陶，担当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随父赴京应试，后游历江南，拜董其昌、陈继儒、李本宁等大家为师，系统学习诗书画技艺。这段经历不仅奠定了他的艺术根基，更培养了他“志存气节”的文人风骨。
二、乱世出家，以画寄情
明末天下大乱，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南明政权风雨飘摇。1645年，担当目睹沙定洲叛乱攻占昆明，滇中陷入混乱，虽曾试图借沙定洲兵力扶明社稷，但终因沙非其人而失败。1642年，50岁的担当在鸡足山剃度出家，法名普荷，号担当，自此以禅僧身份行走于苍洱、鸡足山之间，75岁时移驻大理感通寺直至涅槃。
出家后的担当并未遁世，而是将家国情怀融入笔墨。他的山水画多以“残山剩水”为题材，如《千峰寒色》中，泼墨烘染的天空与突石挺拔的群峰形成强烈对比，既表现了封建专制下人民的压抑痛苦，又流露出对社会变革的渴望。1658年创作的《太平有象图》，以长眉皓髯的老者拱手微笑，暗喻永历帝入滇带来的抗清希望。这种“画中有史”的创作理念，使其作品成为明清之际社会危机的视觉记录。
三、诗书画三绝，独树一帜
担当的艺术成就体现在诗、书、画三者的深度融合。其书法初学董其昌，后融入倪元璐、王铎的奔放笔意，晚年狂草“笔所未到气已吞”，如《橛庵草·跋》中“以近八十翁，老眼犹在纸画中”的题跋，笔墨飞舞间尽显苍劲老辣。绘画上，他突破董其昌“南宗”笔墨的束缚，以秃笔藏锋作画，笔力挺拔如篆籀。代表作《松石图》中，松针以焦墨勾点，石块用淡墨皴擦，形成“拙中藏巧”的独特风格。
他的诗作与绘画互为表里，如《三驼图》题诗：“伯驼仲驼与叔驼，三个驼驼集一窝。偶然相逢抚掌笑，直人何少曲人多！”以幽默笔触讽刺世态炎凉。这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作模式，使作品呈现出“情溶景中，意在画外”的审美境界。
四、禅意入画，遗民风骨
作为禅僧，担当将禅宗思想渗透到艺术创作中。他主张“画似形似觅，未免学儿童”，强调写意传神。简笔山水《深山访友》中，寥寥数笔勾勒出山石轮廓，留白处暗含云雾缭绕，体现“空即色也”的禅理。其人物画更以夸张变形著称，如《头陀图》中人物面部仅用两点表示眼睛，四肢如拐棍般抽象，这种“钉耙胡了碗豆眼”的造型，恰似佛经中“色相皆空”的视觉诠释。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担当的作品成为遗民文化的载体。山西省博物院与云南省博物馆联合展出的150余件担当书画中，《踏雪寻梅》题诗“担头多酒雪已降，行行盱见老梅桩”既表达了对故国的追思，又透露出超然物外的禅意。这种“身在禅林，心存社稷”的矛盾心境，正是明末遗民文人的典型写照。
五、艺术影响，泽被后世
担当的艺术成就对云南乃至中国绘画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开创的“简笔山水”风格，以“支离求全，散乱存理”的章法，突破了传统绘画的构图范式。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评价：“在担当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文人画的韵味、遗民文化以及禅宗文化的结合。”其作品不仅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等机构收藏，更成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化转型的重要史料。
1673年，81岁的担当在感通寺端坐辞世，留下“天也破，地也破，认作担当便错过”的偈语。这位以笔墨对抗乱世的禅师画家，用一生诠释了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追求。他的艺术遗产，如高原上的雪莲，在历史长河中绽放着永恒的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