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的历史长河中，南汉后主刘鋹以荒淫无道、宦官乱政的形象被史家铭记。然而，这位末代君主在身后却未获得任何庙号或谥号，仅以“南汉后主”的称谓留存于史册。这一特殊现象既反映了南汉政权的衰败本质，也折射出后世史家对昏君评价的复杂态度。
一、庙号制度的传统与南汉的断裂
庙号制度始于商代，是皇帝死后被供奉于太庙时所使用的尊称，通常以“祖”或“宗”结尾，如“高祖”“太宗”等。这一制度在汉代逐渐规范化，只有开国君主或功绩卓著的帝王才能获得庙号。南汉政权虽承袭唐制，但在庙号授予上却显得混乱无序。
南汉高祖刘龑（889年—942年）作为开国君主，谥号“天皇大帝”，庙号“高祖”，其陵墓康陵至今仍存于广州。中宗刘晟（920年—958年）在位期间大肆诛杀宗室，却仍被追尊为“中宗”，谥号“文武光圣明孝皇帝”。然而，当刘鋹（942年—980年）作为末代君主继位时，南汉政权已濒临崩溃，其统治荒诞至极，最终导致国破家亡。这种政治衰败直接体现在身后评价上——刘鋹既无庙号，也无谥号，仅以“南汉后主”的泛称被载入史册。
二、刘鋹的统治与庙号缺失的必然性
刘鋹的统治堪称五代十国之最荒唐者。他继位后改名刘鋹，年号“大宝”，却将国政完全委托给宦官龚澄枢、女侍中卢琼仙等人，甚至要求臣属必须自宫才能进用，导致宦官数量一度高达二万人。其荒淫行径更令人发指：他宠爱波斯女子“媚猪”，并效仿其组建“十媚”后宫；又听信女巫樊胡子之言，将政事交予巫术，致使朝纲崩坏。
军事上，刘鋹的昏庸直接导致南汉灭亡。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宋军攻打南汉时，刘鋹竟认为“昭、桂、连、贺四州本属湖南，宋军夺取即止，不会再南下”，其愚昧可见一斑。次年，宋军逼近兴王府（今广州），刘鋹准备逃亡入海，却因宦官盗船而投降，南汉至此覆灭。这种亡国之君的身份，使其在传统礼制中失去了获得庙号的资格——庙号本为表彰帝王功德，而刘鋹的统治无异于对南汉政权的自我毁灭。
三、史家笔下的“南汉后主”：无庙号背后的评价逻辑
尽管刘鋹无庙号，但史家仍通过“南汉后主”的称谓对其进行了隐性评价。“后主”一词源于蜀汉刘禅，后世多用以指代亡国之君，如南唐后主李煜。这一称谓本身即带有贬义，暗示统治者因昏庸无能而导致国家覆灭。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对刘鋹的评价尤为尖锐：“鋹性庸懦，不能治其国，政事咸委于阉官，复有宫人具冠带、预职官、理外事者，由是纲纪大坏。”宋太祖赵匡胤则更直白地指出：“刘鋹好工巧，习与性成，若能移治国家，何致灭亡！”这些评价表明，刘鋹的统治既无功绩可言，亦无道德可彰，自然不配享有庙号。
四、对比与反思：庙号制度的历史功能
与南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的北宋对亡国之君的处理更为“宽容”。例如，后蜀孟昶降宋后被封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南唐李煜虽被囚禁，但仍保留“吴王”封号。然而，这些君主均未获得庙号，原因在于庙号的核心功能是强化宗法秩序，而亡国之君已失去这一资格。刘鋹的案例进一步说明，庙号的授予不仅取决于政治地位，更与统治者的道德功绩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