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元年（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的遗诏将蜀汉政权推向历史转折点。17岁的刘禅继位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甚至出现“甲仗百人入殿”的特殊场景。这一现象背后，既是诸葛亮对蜀汉命运的深切忧虑，也是权力交接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一、白帝托孤的权力密码：刘备的未竟之志
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番话被后世解读为刘备对诸葛亮的绝对信任，实则暗含三层政治逻辑：其一，通过“自取”的极端授权，将诸葛亮与蜀汉政权彻底绑定；其二，以“汉室正统”的道德枷锁，将复兴汉室的理想转化为诸葛亮的终身使命；其三，为诸葛亮树立“权臣”的合法性，避免其因“专权”遭受非议。
这种安排直接导致诸葛亮陷入两难：若还政刘禅，则可能因幼主无能导致政权崩溃；若继续掌权，则需承受“架空皇权”的道德压力。诸葛亮选择以“甲仗百人入殿”的姿态维持权力，实则是用军事威慑平衡朝堂各方势力，确保北伐战略的持续推进。
二、刘禅的执政能力：从“虚君”到“傀儡”的演变
刘禅继位时虽已17岁，但其政治能力存在明显缺陷：
经验断层：刘备东征期间，刘禅长期处于后方，缺乏处理军国大事的实战经验；
威望不足：朝中元老如赵云、魏延等均效忠刘备，刘禅难以建立个人权威；
战略短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直言其“妄自菲薄，引喻失义”，暴露其缺乏统一天下的雄心。
诸葛亮北伐期间，刘禅曾委婉劝阻：“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这种保守态度与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理想形成根本冲突。若还政刘禅，蜀汉必将陷入“偏安一隅”的被动局面，最终重蹈东吴“守成而亡”的覆辙。
三、甲仗百人的深层用意：权力安全与战略威慑
《晋书》记载东晋权臣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侧面印证诸葛亮确有带甲士上朝的先例。这一行为包含三重考量：
人身安全：诸葛亮治蜀期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得罪诸多利益集团。费祎被降将郭循刺杀、魏延因兵变被诛等事件，凸显蜀汉内部暗流涌动；
权力象征：甲士百人既是护卫，更是政治威慑。诸葛亮通过军事存在强化“丞相决策权”的合法性，避免李严等托孤大臣争夺权力；
战略稳定：诸葛亮五次北伐期间，刘禅曾派心腹董允“统宿卫亲兵，监管”其行动。甲仗百人实为对这种“监管”的制衡，确保北伐战略不受干扰。
四、不还政的终极逻辑：理想主义者的现实抉择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坦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源于其对“汉室之隆”的终极理想。若将政权交还刘禅，蜀汉将面临三大危机：
人才断层：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姜维等人均难以独当一面，刘禅后期宠信黄皓导致“政事渐损”；
战略停滞：刘禅停止北伐后，蜀汉“民有菜色”，而曹魏“众强兵多”，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
内部瓦解：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集团矛盾激化，谯周等益州士族最终推动刘禅投降。
诸葛亮选择以“甲仗百人”的强硬姿态维持权力，实则是用个人权威为蜀汉续命。他深知“还政”之日即蜀汉灭亡之时，故宁可背负“专权”骂名，也要将北伐战略贯彻到底。
五、历史回响：权力交接的永恒困境
诸葛亮与刘禅的权力博弈，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深层规律：当幼主无能时，权臣的“专权”往往是政权存续的必要条件。从周公旦摄政、霍光辅佐汉昭帝，到多尔衮干政顺治朝，历史反复证明：权力交接的顺利与否，不取决于道德评判，而取决于统治集团能否形成有效共识。
诸葛亮用“甲仗百人”的姿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既未如司马懿般篡权，也未如曹操般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以“鞠躬尽瘁”的姿态，将个人命运与蜀汉政权彻底绑定。这种超越个人得失的政治品格，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忠臣”的典范，也让“甲仗百人”的争议成为理解三国政治的重要切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