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鸾（1505年—1552年），字伯翔，号枳斋，明陕西镇原（今属甘肃）人，作为明朝中期将领，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与争议，其兴衰沉浮深刻反映了明朝中期的政治生态与军事困境。
早年经历：袭爵入仕，初露锋芒
仇鸾出身武将世家，是名将仇钺之孙，初袭祖父爵位。嘉靖三年（1524年），在“大礼议”事件中，他坚定支持明世宗朱厚熜，这一政治站队使他迅速获得皇帝的恩宠，为其仕途开启便利之门。嘉靖十八年（1539年），仇鸾担任总兵官征讨安南，本是一次展现军事才能的良机，然而他却在征讨过程中盛气凌人，欺压当地官员，引发诸多矛盾，最终被召回北京。此后，他虽又先后担任甘肃总兵官等职，但因贪虐、避敌退让、谎报战功等劣迹，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被革职入狱。
复起之路：勾结权臣，重掌兵权
在狱中，仇鸾为恢复官职，将目光投向了权倾朝野的严嵩父子。他通过重金贿赂严嵩父子，与之勾结，并诬陷曾铣、夏言等人。当时，曾铣主张收复河套，得到内阁首辅夏言的支持，但这一举措触动了严嵩等人的利益。仇鸾趁机上奏，称曾铣与夏言相互勾结，谎报战功，欺骗皇帝。边境将领与内阁官员联系本就为皇帝所忌，夏言平日又专权跋扈，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最终曾铣、夏言被处死。仇鸾得以释放出狱，并重新获得重用，出任大同总兵官。
庚戌之变：贿敌避战，冒功邀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领10万骑兵南下，准备以武力迫使明朝开放互市。蒙古骑兵抵达大同、宣府，准备发起进攻。仇鸾作为大同总兵，却胆小如鼠，毫无抵抗之意。他非但不敢与俺答交战，反而派人携带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其绕开大同，向东进军。俺答得到贿赂后，停止进攻大同，率兵往东直奔京师而去，此即“庚戌之变”。
蒙古骑兵抵达京师城下，嘉靖皇帝号召天下兵马勤王。仇鸾动作迅速，在皇帝圣旨未到大同之前，就已率骑兵尾随俺答汗，并上奏皇帝表示要带兵勤王。他请求皇帝开放互市，声称一旦满足蒙古骑兵的需求，他们便不会南下。嘉靖皇帝误以为仇鸾忠君护国、深谋远虑，不仅让他节制“勤王”军中总兵以下的官兵，还加封他为平虏大将军。
然而，仇鸾并无与蒙古骑兵交战的能力与勇气。他与敌军保持“安全距离”，为向皇帝邀功，竟派人割下战死蒙古兵的首级，谎称是自己的战功。俺答汗劫掠够了准备返回草原时，在白羊口与仇鸾“偶遇”。仇鸾慌不择路，所部直接溃逃。俺答汗走后，仇鸾又割下在白羊口阵亡的蒙古兵首级拿去邀功。嘉靖皇帝被蒙蔽，不仅加封官职，还让他负责边境的“互市”。
主持马市：御敌不力，贸易告终
嘉靖三十年（1551年），仇鸾主持开放马市。他本期望通过互市缓和与蒙古的局势，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仇鸾无能，蒙古骑兵在与明朝做生意时经常坑蒙拐骗，送来的马匹多是老弱病残，却拿走大量布帛、粮食、盐等物资。而且，做了生意的蒙古骑兵并不满足，依然时常劫掠边境地区。明朝关停“互市”后，俺答汗再次大举南下，扬言进攻京师。嘉靖皇帝令仇鸾出征，前往河套讨伐鞑靼，并调集明军十二万，力求解决问题。仇鸾在泥河与小股骑兵遭遇便一触即溃，却谎报战功，称自己斩首三十人，鞑靼已退回草原。
身败名裂：病逝遭参，开棺戮尸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八月，鞑靼骑兵再次南下，仇鸾此时已背上生疮，身体不适。但他害怕嘉靖皇帝追究责任，便主动请缨上阵厮杀，嘉靖皇帝已对其有所怀疑，未答应他的请求。几天后，仇鸾病逝。然而，他的恶行并未因死亡而终结。此前，大学士徐阶已秘密上书揭露仇鸾的许多罪行，并得到锦衣卫首领陆炳的确认。仇鸾病逝后，陆炳进一步检举其种种不法罪证，包括贿赂敌军、冒功邀赏、放任军队劫掠百姓等。嘉靖皇帝大怒，下旨革除仇鸾的官职，因其一生为恶，死后被下旨剖棺戮尸，其一家老小也受到牵连，有的被斩首，有的被流放。
仇鸾的一生，从凭借家族背景和政治投机获得高位，到因贪生怕死、弄虚作假而身败名裂，他的故事是明朝中期政治腐败、军事衰败的一个缩影。他的兴衰沉浮，不仅反映了个人品德与能力的重要性，也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