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年，徐州城破后，关羽以“降汉不降曹”的条件暂居曹营，却在得知刘备下落后，携甘糜二夫人踏上北归之路。这场跨越五座关隘、斩杀六员守将的壮举，因夏侯惇的突然阻截而陡生变数。当青龙偃月刀已斩落六颗将首时，面对曹操亲族夏侯惇的挑衅，关羽却选择收刀罢战。这一看似矛盾的决策，实则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必然选择。
一、战场形势：以少敌多的现实困境
夏侯惇率三百骑兵追至黄河渡口时，关羽正处于“孤身护嫂”的险境。据《三国演义》记载，当时关羽仅带十余名随从保护两位夫人，而夏侯惇的骑兵阵列已形成合围之势。从军事角度看，三百骑兵的战术优势远超单骑突围：
战术配合：夏侯惇部可实施“三叠阵”战术，前队佯攻、中队包抄、后队截杀；
地形利用：黄河渡口地形开阔，骑兵可发挥机动性优势；
心理威慑：三百铁骑的马蹄声与旌旗声足以动摇军心。
史料记载，夏侯惇曾在荥阳之战中与吕布交手十合方败退，其武艺虽不及超一流高手，但“枪法绝伦”的评价表明其具备相当战力。关羽若强行决战，即使能胜也必将付出惨重代价，而两位夫人的安危更使其不敢恋战。
二、政治考量：曹营情分的隐性制约
曹操对关羽的厚待构成重要情感纽带。据《三国志》记载，曹操不仅赐予赤兔马、锦袍等物资，更在关羽斩颜良后“表奏朝廷，封云长为汉寿亭侯”。这种超越常规的礼遇，使关羽始终背负“人情债”。
当夏侯惇质问“汝杀吾将，敢行此耶？”时，关羽的回应颇具深意：“与汝交战，比不上我关某杀曹贼。”此言既表明立场，又暗含对曹操的尊重。这种微妙的政治平衡，在张辽持曹操手谕赶到时达到顶点——曹操明确下令“各处关隘，任凭关公过去”，既保全了夏侯惇的面子，又维护了与关羽的情分。
三、叙事逻辑：历史真实与文学创作的平衡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安排夏侯惇登场，实则暗含多重叙事目的：
强化冲突：夏侯惇作为曹操亲族，其阻截行为比无名守将更具戏剧张力；
塑造性格：通过“十合未分胜负”的描写，既展现关羽武勇，又避免其形象过于神化；
历史衔接：若斩杀夏侯惇，将导致后续“夏侯惇拔矢啖睛”等经典情节无法展开，破坏历史脉络。
从历史真实角度看，夏侯惇在220年曹操去世后方才病逝，若在此战中被杀，将与《三国志》记载产生根本矛盾。罗贯中通过张辽劝解、曹操手谕等情节设计，巧妙化解了这一叙事困境。
四、战略抉择：北归路线的终极目标
关羽的最终目标是与刘备会合，而非无谓杀戮。当孙乾告知“刘备已往汝南投刘辟”时，时间成为最关键因素。若与夏侯惇纠缠，可能导致：
路线偏移：错过最佳追赶时机；
战力损耗：三百骑兵的消耗战将削弱后续行军能力；
政治风险：斩杀曹操亲族可能引发全面追击。
这种战略层面的权衡，在古城相会时得到验证——当张飞质疑关羽忠诚时，其斩杀蔡阳的举动已足够证明心意。相比之下，放过夏侯惇更符合“忠义”的核心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