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量作为宋末元初的遗民诗人，其诗歌创作以独特的纪实性、真挚的情感表达和创新的艺术手法，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诗作既是南宋灭亡的历史见证，也是乱世中个体命运的悲歌，更在艺术形式上突破传统，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一、诗史品格：以诗证史的纪实精神
汪元量的诗歌被称为“宋亡之诗史”，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宋元易代历史的真实记录。他以宫廷琴师身份随三宫北迁，亲身经历了南宋朝廷降元、三宫北上、燕京囚居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经历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例如，《醉歌》十首以犀利的笔触揭露贾似道误国罪行，“声声骂杀贾平章”直指权奸；《湖州歌》九十八首以七绝联章体形式，从“丙子正月十有三，挝鞞伐鼓下江南”写起，完整记录了元军南侵、南宋投降、三宫北迁的全过程，其中“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等诗句，以景语写情语，将亡国之痛融入山河破碎的意象中。
这种纪实性不仅体现在对重大事件的记录，更在于对历史细节的捕捉。如《越州歌》二十首中“一阵西风满地烟，千军万马浙江边”描绘了元军南下的惨烈场景，而“官司把断西兴渡，要夺渔船作战船”则揭示了战争对百姓生活的摧残。这些细节往往为正史所忽略，却通过汪元量的诗歌得以流传，成为研究宋元战争的重要史料。
二、情感基调：哀怨欲绝的遗民心声
与杜甫的沉郁顿挫不同，汪元量的诗歌情感基调更为哀怨欲绝。他生逢末世，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屈辱，诗歌中充满了对故国的眷恋、对现实的悲愤和对未来的绝望。这种情感在《湖州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满耳惊涛愁复愁”“红泪千行湿绣衣”等诗句，以“愁”“泪”为核心意象，构建了一个充满哀伤的诗歌世界。刘辰翁评价其诗“不堕泪者，殆不名人矣”，足见其情感感染力之强。
汪元量的哀怨不仅源于个人命运，更源于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他在《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中写道“南冠流远路，北面幸全尸”，声讨元统治者虐待宋宗室的暴行；在《浮丘道人招魂歌》中模仿杜甫《同谷七歌》，为文天祥招魂，表达了对忠臣义士的敬仰和对民族气节的坚守。这种哀怨中蕴含着刚烈，使他的诗歌在悲愤中透露出一种不屈的精神力量。
三、艺术手法：白描与创新的融合
汪元量的诗歌在艺术手法上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独特的创新。他善于运用白描手法，以简洁的语言勾勒出生动的画面。如《湖州歌》其四十四“蓬窗倚坐酒微酣，淮水无波似蔚蓝。双橹咿呀摇不住，望中犹自是江南”，通过“蓬窗”“淮水”“双橹”等典型意象，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思乡意境，使读者仿佛置身于诗人所处的情境之中。
在形式上，汪元量突破了联章体仅用于描写景物的传统，将其拓展为表现重大社会问题的新范式。他的《醉歌》《湖州歌》《越州歌》等组诗，以七绝联章的形式，将一个个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形成了一部部“诗史”长卷。这种“蒙太奇”式的剪辑手法，使诗歌具有了电影般的叙事效果，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此外，汪元量还善于借鉴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结合。他在颠沛流离中领悟到杜诗“句句好”的真谛，其诗作如《黄金台和吴实堂韵》《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等，既继承了杜甫的沉郁顿挫，又融入了自己时代的苍凉与悲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四、语言风格：朴素通俗中的深沉力量
汪元量的诗歌语言朴素、通俗、明白如话，具有民间歌谣的质朴美感。他的《醉歌》十首格调近于民间歌谣，以平易流畅的语言叙述历史事件，如“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直呼太皇太后之名，痛斥其投降行径，语言犀利而直白。这种语言风格使他的诗歌易于流传，能够深入人心，产生强烈的共鸣。
然而，朴素的语言并不意味着浅薄。汪元量在简洁的叙述中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如《越州歌》中“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以简洁的语言勾勒出南宋末年政治的黑暗和局势的危急，使读者在感受到历史沉重感的同时，也能体会到诗人内心的悲愤与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