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末期的铁血征伐中，王龁以其独特的军事轨迹贯穿秦昭襄王至秦始皇四代君主，成为秦国东出函谷、横扫六合的重要推手。这位被《史记》简笔勾勒的宿将，其军事生涯既见证了秦国崛起的辉煌，也折射出战国军事体系的深层逻辑。
一、上党烽火：长平战局的战术操盘手
公元前262年，秦国攻占韩国野王，切断上党郡与韩都联系。面对赵国接收上党的战略博弈，王龁以左庶长身份率军攻伐，在长平前线与廉颇展开长达三年的军事对峙。他首创"车轮战术"，每日轮换不同部队持续挑战赵军防线，既消耗敌军士气，又精准探明其防御弱点。这种"零敲牛皮糖"式的消耗战，迫使廉颇构筑百里石长城防线，陷入被动防御。
长平之战的关键转折，源于王龁与白起的战术配合。当赵括接替廉颇后，王龁配合白起实施"诱敌换将"之计：秦军佯装败退，将赵军主力引入预设的袋形山谷，轻骑兵随即切断退路。此役王龁指挥的秦军侧翼包抄部队，与白起主力形成完美配合，最终完成对45万赵军的战略合围。这场战役不仅展现其战术执行力，更凸显秦军体系化作战的恐怖效率。
二、邯郸困局：战略误判下的军事困境
长平之战后，王龁受命继续攻赵，于公元前259年攻占武安、皮牢。但邯郸之战暴露其战略判断的局限性。当秦昭襄王命其接替王陵围攻邯郸时，王龁未能预判魏楚联军的战略价值。邯郸城下，面对平原君赵胜组织的"毛遂自荐"外交突围、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军事奇袭，秦军陷入三面受敌的绝境。此役王龁虽率军苦战五月，终因联军合围被迫撤退至汾城，其麾下郑安平部两万人因粮道断绝被迫降赵。
这场失败暴露战国军事的深层矛盾：秦国军功爵制虽能激发单兵战力，但在多线作战中缺乏战略弹性。王龁在汾城休整期间，面对韩赵魏联军逼近，展现其临机应变能力——抢先发动突袭斩首六千，追击至黄河再歼两万敌军，暂时稳定秦军在河东的防线。这种战术层面的灵活性与战略层面的保守性，构成其军事指挥的鲜明特征。
三、河东烽烟：区域制衡的军事遗产
邯郸战后，王龁在河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更具战略价值。公元前247年，他攻克上党全境并设太原郡，将秦国势力范围推进至太行山以东。这一战略要地的夺取，不仅切断赵国与魏国的地理联系，更为后续王翦灭赵奠定基础。其军事部署展现秦国"得地必守"的战略思维，通过设置郡县将军事胜利转化为行政控制。
王龁的军事遗产深刻影响秦国军事体系。他开创的"车轮战术"被后世将领继承，在秦灭六国战争中屡见不鲜；其对河东地区的经营，成为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重要支点。更值得关注的是，王龁与白起、王翦等将领的互动，构成秦国军事人才梯队建设的缩影——既有白起式的战略天才，也有王龁这样的战术执行者，共同支撑起秦国统一战争的军事机器。
四、历史镜鉴：军功爵制下的将星命运
王龁的军事生涯始终笼罩在白起阴影之下。长平之战中作为副将的出色表现，未能掩盖邯郸战败的战略污点。这种"功不抵过"的评价体系，折射战国军功爵制的残酷性：将领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战役胜负，缺乏对战略全局的容错空间。王龁最终能善终并位列《史记·秦始皇本纪》，既得益于其政治忠诚，也与其在河东地区稳定战局的贡献密不可分。
从更宏观视角看，王龁的军事实践验证了商鞅变法构建的军事动员体系的有效性。他率领的秦军既能完成长平之战的战略合围，也能在邯郸战败后迅速重组防线，这种强大的组织韧性正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关键。而王龁本人从普通将领到宿将的晋升轨迹，更成为秦国军功爵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生动注脚。
王龁的军事人生恰似战国军事变革的缩影：他既非白起式的战略天才，也非王翦式的灭国统帅，却以扎实的战术执行力和稳定的战场表现，成为秦国军事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齿轮。从长平之战的战术创新到邯郸战败的战略反思，从河东经营的军事遗产到军功爵制的制度实践，王龁的军事遗产为后世提供观察战国军事变革的独特视角。这位被历史尘埃遮蔽的宿将，其真正价值或许在于——他以普通将领的视角，诠释了秦国崛起过程中制度与人才如何实现动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