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历史上，章惇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既是熙宁变法的坚定推动者，又是元祐党人的无情打击者；既是北宋边疆的开拓者，又是后世史书中的“奸臣”。这种矛盾的评价，源于其政治生涯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历史书写的主观性。要评判章惇的“好”与“坏”，需穿透历史迷雾，从其政治实践、个人品格与时代局限三重维度展开分析。
一、改革者的魄力：新法推动与制度创新
章惇的政治生命始于王安石变法。作为熙宁新法的核心成员，他主持完成了财政改革，废除三司，将其职能分属户部、工部，构建起更高效的中央财政体系。这一改革不仅解决了北宋长期存在的财政分散问题，更为后续新法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地方治理中，他经略湖北、湖南，通过募民屯田、发展手工业、开展海外贸易等措施，将蛮荒之地转化为经济重镇。杭州设市易司的举措，更开创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先河，为南宋经济重心南移埋下伏笔。
军事上，章惇展现出罕见的战略眼光。面对西夏的领土要求，他力排众议，拒绝司马光“花钱买平安”的绥靖政策，转而采用“浅攻扰耕”的战术，命章楶在平夏城大败西夏30万大军，迫使西夏求和。这一胜利不仅稳定了西北边疆，更打破了宋夏对峙的僵局，为北宋赢得了宝贵的战略主动权。正如南宋名臣李纲所言：“自今观之，爱惜名器，坚守法度。”章惇的改革实践，彰显了其作为政治家的远见与魄力。
二、铁血手段的争议：党争激化与政治报复
然而，章惇的改革之路始终伴随着争议。元祐年间，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章惇曾激烈反对，称其为“村夫子，无能为”。哲宗亲政后，他重掌朝政，对元祐党人展开大规模清算：京城数百人受查办，司马光、苏轼等人的赠谥被追夺，苏轼更被一贬再贬，从岭南惠州再贬至海南儋州。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虽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却暴露了其手段的严酷性。
章惇与苏轼的恩怨尤具代表性。两人早年曾是挚友，但因政治立场对立而反目。苏轼因反对新法被贬，章惇不仅未施援手，反而将其远谪海南。这一举动虽被后世视为“泄私报复”，但从政治逻辑看，实为新党对旧党反扑的必然反应。然而，这种“党同伐异”的做法，不仅加剧了北宋党争的恶性循环，更损害了政治生态的稳定性，为其“奸臣”之名埋下伏笔。
三、历史书写的偏见：元朝官僚与南宋保守派的双重否定
章惇的“奸臣”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书写的偏见。元朝修撰《宋史》时，因不熟悉汉文化，大量采用南宋史官的现成评价。而南宋保守派为推卸亡国责任，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作为新法主要推动者的章惇，自然成为批判对象。此外，章惇曾反对宋徽宗继位，直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一预言虽被历史验证，却彻底得罪了后来的统治者。宋徽宗即位后，章惇被一贬再贬，最终死于贬所，其历史形象也随之被彻底否定。
然而，后世学者对章惇的评价逐渐趋于客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其“功博、德正、仁大”；近代梁启超更称其为“宋代第一改革家”，指出其“不肯以官爵私其亲”的操守已足证品格高洁。这些评价揭示了一个真相：章惇的“坏”，更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非个人品德的缺陷。
四、复杂性的根源：时代局限与个人选择的交织
章惇的复杂性，本质上是时代局限与个人选择交织的产物。北宋中后期，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日益尖锐，章惇作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不得不以强硬手段推动变革。他的铁血政策虽有效推进了新法，却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他的政治报复虽巩固了新党地位，却也加速了北宋的衰亡。这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困境，正是北宋改革派共同的命运写照。
从个人品格看，章惇的刚直与自私并存。他敢于直言进谏，甚至当面反对向太后立宋徽宗；却又因一己之私，将政敌远谪岭南。这种矛盾性，使其既无法成为完全的“忠臣”，也难以被定义为纯粹的“奸臣”。正如历史学家邓广铭所言：“章惇是一个有才能、有魄力、有担当的政治家，但也是一个有私心、有报复心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