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与经学家。他以《汉书》奠定史学地位，以《两都赋》开创京都赋典范，更以《白虎通义》集经学之大成，其著作跨越史学、文学、经学三大领域，成为中华文化星空中璀璨的双子星。
一、《汉书》：中国首部纪传体断代史的典范
班固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编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这部巨著以西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为时间轴，系统记载了230年的历史，全书共100篇，含12篇本纪、8篇表、10篇志、70篇列传，后世析为120卷，总字数约80万。
体例创新：班固在继承《史记》纪传体基础上，首创“断代史”范式，将“书”改为“志”，增设《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专志。其中，《地理志》系统记载汉代郡县建制与物产风俗，开创政区地理志先河；《艺文志》则首次对皇家藏书进行分类著录，成为后世图书目录学的源头。
史料价值：《汉书》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与《史记》的平畅口语形成鲜明对比。书中不仅完整保存了霍光辅政、昭君出塞等重大历史事件，更通过《食货志》详述西汉经济政策，通过《百官公卿表》梳理职官制度演变，为后世研究西汉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原始资料。
编纂历程：班固之父班彪曾撰《史记后传》65篇，班固在此基础上续写，历时20余年基本完成主体部分。其妹班昭补写八表，马续续撰《天文志》，最终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成书。唐代颜师古的集注本与清代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进一步巩固了其学术地位。
二、《两都赋》与辞赋创作：京都赋的巅峰之作
班固不仅是史学家，更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其代表作《两都赋》以长安与洛阳的建都之争为背景，通过《西都赋》与《东都赋》的对比，盛赞东汉定都洛阳的礼法之治，委婉批判西汉旧制的奢靡之风。
文学创新：该赋突破传统散体大赋“劝百讽一”的结构模式，下篇《东都赋》通篇以讽喻为主，表现出进步的京都观。其四六句式的运用与对偶技巧的成熟，推动了汉赋从铺张扬厉向典雅工整的转型，被萧统《文选》列为首篇，成为后世京都赋的范本。
思想深度：班固在赋中融入儒家礼法思想，强调“法度”与“节俭”，如《东都赋》中“克己复礼，以奉天时”的表述，既是对东汉政治的颂扬，也是对西汉衰亡的反思。这种“以赋载道”的创作理念，使《两都赋》超越了单纯的美文范畴，成为具有历史洞察力的政论文献。
三、《白虎通义》：经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班固的学术贡献不仅限于史学与文学，他在经学领域同样具有开创性地位。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班固奉诏记录白虎观会议，编撰《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将今古文经学之争推向高潮。
理论体系：该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系统阐释自然、社会、伦理现象，如“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天子祭天”的礼制规范，均通过谶纬神学与儒家经典的结合获得理论化解释。这种“神学化”的经学体系，虽被后世批判为“迷信”，但在当时却为统一思想、巩固统治提供了重要工具。
历史影响：《白虎通义》的编纂标志着东汉经学由“注经”向“解经”的转变，其“以义解经”的方法影响了郑玄、王肃等后世经学家。书中对“人性论”“天人感应”等问题的讨论，更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四、其他著作：多元思想的交织
班固的学术视野极为广阔，除上述著作外，他还留存有《幽通赋》《答宾戏》等文学作品，以及《竹扇赋》《终南山赋》等残篇。其中，《咏史》作为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以叙事为主，质朴无华，开启了“咏史”诗题的先河；《秦纪论》则通过历史反思，揭示秦朝速亡的必然性，展现出班固作为史家的深刻洞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