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毕岚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作为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的核心成员，他因参与朝政腐败、激化社会矛盾而背负千古骂名；但与此同时，他主持发明的“翻车”却成为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上的里程碑式工具，惠及后世千年。这种“恶行”与“善举”的并存，使毕岚成为历史评价中一个独特的“双面镜像”。
一、政治污点：十常侍乱政的典型符号
毕岚的宦官身份，注定了他在历史叙事中的负面基调。东汉末年，汉灵帝昏庸无道，外戚与宦官轮流掌权，而以张让、赵忠、毕岚为首的“十常侍”集团，通过控制皇帝、任用亲信、卖官鬻爵等手段，将朝政推向崩溃边缘。史书记载，毕岚曾“铸四出文钱，钱皆四道”，这种带有“四道裂痕”的货币被视为“侈虐已甚”的象征，预示着东汉王朝的分裂。更严重的是，十常侍的贪腐行为直接引发了党锢之祸，导致士族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尖锐对立，最终为黄巾起义埋下伏笔。
在权力斗争中，毕岚的恶行更显露无遗。中平六年（189年），大将军何进密谋诛杀宦官，毕岚等十常侍先发制人，诱杀何进，引发袁绍带兵血洗皇宫，导致东汉朝廷彻底失控。走投无路的毕岚最终投河自尽，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史家如范晔在《后汉书》中直斥其“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技术贡献：翻车发明的历史突破
尽管政治声誉狼藉，毕岚在科技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据《后汉书》记载，熹平六年（177年），毕岚奉汉灵帝之命主持铸造“铜人四列”“四钟”“天禄虾蟆”等宫廷装饰物，并发明了“翻车渴乌”——一种利用机械传动引水的装置。这一发明最初用于为京城南北郊道路洒水，以替代人力挑水，节省了大量民力。尽管其初衷是讨好皇帝、满足宫廷享乐需求，但“翻车”的机械原理却为后世农业灌溉提供了技术范本。
毕岚设计的翻车已具备现代龙骨水车的基本结构：通过轮轴传动带动链条上的刮板，将水从低处引至高处。这种设计在1800年前的东汉堪称革命性突破，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甚至认为，毕岚的翻车是中国古代链传动技术的最早应用。尽管受时代限制，毕岚的翻车未直接用于农田灌溉，但其技术雏形为三国时期马钧改进龙骨水车奠定了基础。马钧在毕岚设计的基础上，通过优化传动装置和材料，使翻车更加轻便高效，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之一，流传至近代仍在使用。
三、历史评价的辩证性：恶行与善举的共生
毕岚的双重形象，折射出中国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传统史观往往以道德标准为绝对准绳，将人物简单划分为“忠奸善恶”，却忽视了历史人物的多元性。毕岚的案例表明，即使是祸国殃民的权臣，也可能在特定领域做出有益贡献；而其技术成就的客观性，又无法被其政治恶行完全抵消。
这种辩证性在当代历史研究中得到重新审视。学者指出，毕岚的翻车发明并非偶然，而是东汉宦官群体中技术传统的一种延续。此前，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均体现了宦官群体在科技领域的独特作用。毕岚的翻车虽未直接推动社会进步，但其技术基因通过马钧的改进得以活化，最终在农业社会中发挥巨大价值。这种“技术传承链”的存在，提示我们应以更立体的视角评价历史人物：既要批判其政治腐败，也要承认其技术贡献；既要看到其行为的局限性，也要关注其影响的延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