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悄然离世，留下一个权力真空的帝国。与吕后死后吕氏家族被彻底清算不同，武氏家族虽经历多次政治震荡，却未被整体铲除。这一差异背后，是权力结构、血缘纽带与政治妥协共同编织的复杂图景。
一、权力根基的差异：武周政权与汉初外戚的本质区别
吕后掌权时，其权力基础完全依附于刘邦的旧臣体系。萧何、曹参、周勃等开国功臣虽表面服从，实则对吕氏专权心存戒备。当吕后试图通过封吕氏为王打破“白马之盟”时，这些功臣集团便成为清算吕氏的核心力量。反观武则天，她通过科举制度重构了权力网络——提拔狄仁杰、张柬之等非世家大臣，建立忠于武周的官僚体系。神龙政变中，张柬之等五王虽发动政变逼退武则天，但这些宰相本身是武周时期提拔的官员，其政治生命与武则天深度绑定，形成“自己人推翻自己人”的奇特局面。
这种权力结构的差异，导致清算逻辑截然不同。汉初功臣集团需要彻底消灭吕氏以证明自身合法性，而武周旧臣则需保留武氏作为政治平衡的筹码。正如狄仁杰所言：“姑侄之与母子孰亲？”当武则天最终选择传位李显时，这些大臣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彻底颠覆。
二、血缘纽带的韧性：联姻策略构建的政治保险
武则天深谙血缘政治的运作逻辑，通过大规模联姻将武李两家捆绑。她让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娶李显之女永泰公主，武三思之子武崇训娶李显之女安乐公主，甚至将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这种跨家族婚姻形成复杂的利益网络——当李显复位后，其女儿安乐公主与武崇训的夫妻关系，使其难以对武氏痛下杀手。
更关键的是，武则天通过“立誓文于明堂”的仪式，将联姻升华为政治契约。这种契约在神龙政变后仍具约束力：李显虽贬黜张柬之等政变功臣，却继续重用武三思，甚至允许其参与朝政。即便在景龙政变中武三思父子被杀，李显仍以太子首级祭祀仇敌，这种矛盾行为恰恰暴露了血缘纽带对政治清算的制约。
三、政治妥协的艺术：新皇的孝道困境与权力平衡
武则天死后，其子孙的继承关系成为保护武氏的重要屏障。李显、李旦作为武则天亲子，若彻底清算武氏，等于否定自身血脉合法性；李隆基虽发动唐隆政变清除韦后势力，但面对祖母留下的政治遗产，仍需保持克制。这种孝道压力在具体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武攸绪隐居嵩山拒绝复出时，睿宗李旦特下诏褒奖；当武惠妃（武士让曾孙女）陷害太子时，玄宗李隆基虽愤怒却未牵连整个武氏。
与此同时，武氏家族的自我救赎也发挥了作用。武攸绪在武周极盛时选择隐居，成为唯一躲过所有政治清算的武氏成员；武平一多次上书抑制母族势力，展现政治智慧。这种“进退有据”的策略，使部分武氏成员在风暴中得以保全。
四、历史惯性的消解：从颠覆到共存的范式转变
与汉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零容忍态度不同，唐朝对权力更迭展现出更大包容性。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武则天称帝、韦后乱政等事件，已让唐朝臣民习惯于皇位在家族间流转。当武则天将皇位传回李显时，这种“家事”性质的权力交接，削弱了清算的道德正当性。
此外，武则天通过改革科举、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等举措，客观上提升了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即便神龙政变后，仍有大臣如姚元崇为武攸绪辩护，称其“久居嵩山，必无异志”。这种对武周遗产的部分认可，使得彻底清算失去民意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