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春，两广提督李成栋携广东全省反正归明，成为南明抗清运动的重要转折点。然而，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反清行动，却在短短一年内以惨败告终。李成栋从清军急先锋到南明“忠烈王”的戏剧性转变背后，隐藏着其军事能力、政治根基与战略眼光的致命缺陷。
一、军事能力：从“屠城刽子手”到战场溃败的实力落差
李成栋的军事生涯始终与“屠杀”二字紧密相连。1645年，他率部制造“嘉定三屠”，以红布裹头诈开城门，屠杀百姓三万余人；1646年，他化装成明军突袭汀州，擒杀隆武帝朱聿键；同年十二月，他又以奇袭战术灭掉绍武政权。这些“战绩”虽助其成为清廷南下急先锋，却暴露了其军事能力的本质——依赖突袭、屠杀与对手的脆弱性。
1. 战术单一，缺乏正面决战能力
李成栋的胜利多源于对手的混乱与无组织。例如，嘉定起义军由普通百姓组成，缺乏军事训练；隆武、绍武政权则因内斗而崩溃。然而，当他面对训练有素的清军时，战术短板立刻显现。1649年进攻赣州时，李成栋沿用“围城打援”策略，却因清军顽强坚守而久攻不下。清军副都统觉善趁夜偷袭，李成栋部“屡进屡却，久而不能拔”，最终在信丰之战中因坠马溺亡而全军溃散。
2. 军队成分复杂，凝聚力薄弱
李成栋的部队由投降的明军、农民军和收编的土匪组成，成分复杂且缺乏忠诚度。例如，其部将杨有光、苍梧道陈轼在反正后迅速倒戈；攻打赣州时，部将郝尚久因不满指挥而按兵不动。这种“拼凑型”军队在顺境中尚可威慑，一旦遭遇挫折便树倒猢狲散。
二、政治根基：从“清廷弃子”到“南明孤臣”的身份困境
李成栋反正的直接诱因是清廷的歧视性政策。作为两广提督，他本应统辖一方，却因“辽人优先”的潜规则被佟养甲压制，甚至在军事行动中受其掣肘。这种“功高不赏”的待遇，使其对清廷的忠诚迅速瓦解。然而，他的政治转型同样充满矛盾。
1. 反正动机的功利性
李成栋的反正并非出于民族大义，而是利益权衡的结果。他曾在密室中与亲信讨论：“松江百口何？”（即担忧家属在清廷手中的安危），最终在爱妾赵氏以死相激下才决定反正。这种“被迫表忠”的心态，使其在南明政权中始终缺乏政治合法性。
2. 南明内部的猜忌与排斥
尽管永历帝封李成栋为惠国公，但南明文臣武将对其充满警惕。例如，广西巡抚曹烨、高雷巡抚洪天擢等人虽表面归附，实则暗中观察；何吾驺、袁彭年等策反者，也因派系斗争而刻意夸大自身功劳，削弱李成栋的影响力。这种“外热内冷”的政治环境，使其难以真正掌控南明军政大权。
三、战略眼光：从“局部胜利”到“全局溃败”的短视决策
李成栋的军事行动始终局限于两广地区，缺乏对全国战局的统筹规划。其反清战略的失败，体现在三个方面：
1. 错失联合抗清的黄金时机
1648年正月，江西提督金声桓已率先反正，控制除赣州外的江西全境。李成栋若能及时与金声桓联动，形成对清廷的南北夹击，或许能改变战局。然而，他因忙于巩固广东地盘而延误战机，直至八月才出兵赣州，此时清廷已调集谭泰、刘武元等部增援，导致赣州之战成为一场消耗战。
2. 忽视后勤与民心基础
李成栋的军队以掠夺为生，所过之处“积尸盈城，血流成河”。例如，攻打广州时，他纵容部下劫掠百姓，导致“民不聊生，反清情绪高涨”；反正后，他未能整顿军纪，反而继续沿用“以战养战”的策略，最终失去民众支持。
3. 战略目标的盲目性
李成栋的反清目标缺乏明确规划。他既未提出“恢复中原”的口号，也未制定长期作战计划，而是满足于“割据两广”。这种短视行为，使其在清廷的反扑下迅速崩溃。1649年正月，谭泰攻破南昌，金声桓投水自杀；二月，清军南下攻打信丰，李成栋部“兵无斗志，一触即溃”，最终全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