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8月，执掌汉朝权柄十五载的吕后因病崩逝。这位以铁腕手段巩固刘氏江山、却因大封吕氏引发朝堂动荡的传奇女性，未曾料到自己尸骨未寒，吕氏家族便在三个月内被连根拔起，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权力清洗。这场政变的细节，在史书与考古发现中逐渐拼凑出完整图景。
一、权力真空：吕后遗诏埋祸根
吕后临终前，将北军兵符交予侄子吕禄，南军由吕产掌控，并任命吕产为相国、吕禄之女为皇后。这份遗诏看似将权力牢牢攥在吕氏手中，实则埋下致命隐患。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吕后病重时曾警告吕禄、吕产：“我崩后，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然而，吕氏兄弟既无吕后的政治智慧，更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
长安城内，周勃、陈平等开国功臣早已暗中串联。他们利用吕禄与郦商之子郦寄的私交，派郦寄以“归还封地、保全身家”为诱饵，哄骗吕禄交出北军兵符。当吕禄犹豫不决时，其妹吕媭怒掷珠宝于地，嘶吼：“若为将印，吕氏族矣！”但吕禄仍选择相信“好友”，将兵符拱手相让。这一决策，直接导致北军落入周勃之手。
二、双线夹击：内外合围的致命杀局
政变分内外两线同时推进：
外线：齐王刘襄起兵
吕后生前为削弱宗室，多次割齐国封地封赏吕氏。齐王刘襄对吕氏积怨已久，闻吕后崩逝，立即以“讨伐不臣”为名举兵。他收复被吕氏割占的琅邪郡，兵锋直指长安。吕产派灌婴率军平叛，但灌婴行至荥阳便按兵不动，转而与刘襄达成默契，形成对长安的军事包围。
内线：功臣集团夺权
周勃持北军兵符入未央宫，召集禁军高呼：“拥护刘氏者左袒！”军中多刘氏旧部，纷纷响应。与此同时，刘章（刘襄之弟）在长安城内联络大臣，准备里应外合。吕产得知北军易主，慌忙赶往未央宫，试图挟持少帝刘弘，却在宫门前被刘章率兵截杀。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刘章“斩吕产于厕”，吕产至死仍高呼“吾乃相国”，凸显其政治幼稚。
三、血洗长安：从朝堂到市井的清算
吕产、吕禄死后，政变进入收尾阶段：
朝堂清洗：周勃以“谋反”罪名逮捕吕氏族人，无论男女老少皆斩首。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载，“遂遣人分部悉捕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连吕后扶持的少帝刘弘也被废黜，另立代王刘恒（汉文帝）。
市井屠杀：长安城内，吕氏府邸被查抄，族人被押往市口处决。史料记载，吕禄被斩于军营，吕产首级悬挂于未央宫阙下，吕氏女眷发配为奴，幼童亦不赦免。这场清洗持续数日，长安街头血流成河。
权力重组：政变后，周勃、陈平等功臣重新分配权力，但为避免重蹈吕氏覆辙，他们主动交出部分兵权，形成“皇帝—宗室—功臣”三方制衡的新格局。
四、历史回响：权力游戏的残酷法则
吕氏灭族的根源，在于吕后打破汉初“非刘氏不王”的政治默契。她大封吕氏为王，将相权与军权集于吕氏之手，甚至试图通过联姻控制宗室，这种激进政策引发刘氏宗亲与功臣集团的联合反抗。而吕氏兄弟的无能，则加速了家族覆灭——吕禄轻信郦寄，吕产错失挟持皇帝的时机，暴露出裙带关系培养的贵族在政治斗争中的致命缺陷。
这场政变也深刻影响了汉朝政治走向。汉文帝即位后，通过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化解了吕后时期遗留的矛盾。而“诛吕”事件更成为后世外戚专权的警示案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与“陈胜吴广起义”并列，视为秦汉之际权力更迭的关键节点。
吕后的崩逝与吕氏的灭族，是一场权力、人性与制度的激烈碰撞。它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中一个永恒的真理：缺乏制度约束的权力，终将沦为暴力循环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