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消息传回成都，蜀汉政权瞬间陷入权力真空。这位以"鞠躬尽瘁"著称的丞相，生前不仅掌控军政大权，更以个人威望维系着荆州集团、益州集团与元老派的微妙平衡。当这根定海神针轰然倒塌，刘禅在短短一年内连斩刘琰、李邈、杨仪三位重臣，这场看似突兀的权力清洗，实则是年轻君主为稳固统治精心布局的政治棋局。
一、刘琰案：斩断宫廷谣言的源头
车骑将军刘琰的死亡，暴露出蜀汉宫廷潜在的信任危机。这位刘备旧部因妻子胡氏入宫向太后贺春月余未归，竟诬陷刘禅与胡氏私通，甚至动用私刑"以履搏面"。此案背后暗藏三重政治逻辑：
身份象征意义：刘琰作为刘备时代仅存的元老重臣，其存在本身即是对刘禅权威的潜在挑战。他"善谈论，美风仪"的特质，更使其成为荆州集团与益州派争夺的象征性人物。
权力结构冲击：诸葛亮去世后，蒋琬尚未完全接掌权力，刘琰作为车骑将军位列三公，其诬告行为若不严惩，必将引发朝廷对刘禅个人品德的质疑。
制度威慑需求：刘禅以"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的罪名处死刘琰，既维护了皇家尊严，更向朝野传递明确信号：任何挑战君主权威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此案处理结果极具政治智慧——仅诛杀刘琰本人而不牵连家族，既平息舆论又避免激化矛盾，为后续权力过渡创造稳定环境。
二、李邈案：粉碎反诸葛势力的阴谋
安汉将军李邈之死，直指蜀汉政权的核心矛盾：诸葛亮留下的权力遗产如何继承。这位曾因直言进谏被刘备下狱、后得诸葛亮提拔的矛盾人物，在诸葛亮去世后立即上书《丞相亮卒上疏》，称诸葛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将其比作汉朝吕禄、霍禹等权臣。
刘禅对此雷霆处置的深层考量：
情感因素：诸葛亮临终前"密表后主"推荐蒋琬，刘禅虽未亲政但深知丞相遗志。李邈的诋毁不仅否定诸葛亮功绩，更质疑刘禅的识人之明。
政治平衡：此时蒋琬尚未完全掌控尚书台，费祎、董允等诸葛亮亲信仍在关键岗位。诛杀李邈可迅速凝聚荆州集团力量，防止益州派借机发难。
制度延续：诸葛亮制定的《蜀科》法典强调"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刘禅以"毁谤大臣"罪名处死李邈，正是对丞相法治精神的继承。
此案处理彰显刘禅的政治成熟——在举国哀悼之际，以最快速度清除反对势力，确保权力平稳过渡。
三、杨仪案：消除军方不稳定因素
中军师杨仪之死，暴露出蜀汉军事体系的潜在危机。这位随诸葛亮北伐多年的将领，因未获重用而口出"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的叛国言论，其处理过程充满政治博弈：
权力制衡需求：诸葛亮生前已安排蒋琬接任，但杨仪自恃"功曹"资历与"参军"经历，试图与蒋琬争夺相位。其言论若被魏延旧部利用，可能引发军方动荡。
舆论引导策略：刘禅先贬杨仪为庶民，待其再次上书诽谤时才下令逮捕，既给其改过机会，又掌握道德制高点。这种"三步走"策略有效分化了反对势力。
制度威慑效应：杨仪最终自杀于狱中，刘禅仍"赐棺椁葬之"，这种"恩威并施"的处理方式，既维护了法律尊严，又避免激化矛盾。
此案处理凸显刘禅对军事体系的掌控力——通过清除杨仪，他成功将姜维等新生代将领纳入蒋琬体系，完成从攻势到守势的战略转型。
四、权力真空期的政治智慧
刘禅的连斩三臣，本质是权力真空期的主动作为。诸葛亮去世时，蜀汉面临三重危机：
外部压力：曹魏司马懿已平定辽东，东吴孙权年老昏聩，蜀汉成为三国中最弱一环。
内部矛盾：荆州集团与益州派的权力争夺、元老派与新生代的代际冲突、军方与文官的制衡需求，三重矛盾交织。
制度困境：诸葛亮"事必躬亲"的执政风格导致接班人培养滞后，蒋琬、费祎需时间建立权威。
刘禅通过精准打击三个典型案例：
以刘琰案树立君主权威
以李邈案凝聚政治共识
以杨仪案整顿军事体系
成功实现三大目标：
清除潜在反对势力
维护诸葛亮遗留的法治体系
为蒋琬时代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