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赵宋。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寇准19岁时，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青年学者。其父在五代仅当过掌管文书的小官，因此，年少才高的寇准成了全家的希望。
热心肠的老乡听说寇准将要进京赶考，对他说：“我听说当今圣上(指宋太宗)在殿试时经常罢去年纪小的考生，你要不要虚报岁数，多写几岁?”
寇准不同意，回答道：“我一如既往地努力进取就好，岂能欺君?”
这一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
除了寇准，同榜进士还有苏易简、李沆、向敏中、王旦等日后的宰执大臣，以及张咏、晁迥、谢泌等众多名臣，时人谓之“龙虎榜”(《东原录》)。
在宋太宗文治兴盛的背景下，天才成群结队而来。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也在发生变革，无数士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寇准在太宗、真宗两朝被委以重任。
01
宋太宗生在军人家庭，但自小就是文艺青年，通音律，善飞白书，喜诗词，当上皇帝后有事没事就给大臣赐诗，史书称其“工文业，多艺能”，堪称宋朝第一位文人皇帝。
他继承其兄宋太祖确立的重文抑武政策，善待天下文人，修建集贤、昭文、史馆三馆，并搜集图书，命学者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
书编完后，宋太宗亲自审阅，每天读几卷，乐此不疲。
手下人见皇帝学习如此内卷，担心他视力下降，甚至读坏了身体，就劝说道：“官家读书是好事，可是天天如此，一定会十分疲劳呀。”
可是，宋太宗说：“朕就是喜欢读书，读起书来精神倍儿棒，开卷有益，时间也不至于被浪费啊!”
宋太宗为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仅仅是表面工程，他对宋代士人最大的影响，是扩大了科举考试的规模。
北宋初年，科举制度因袭唐制，主要分贡举、制举和童子举三类，其中以贡举的制度最为完善。
宋初的贡举分为进士、五经、三史、三传等科，应试者需经过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考中后才能被授予官职，进入仕途，这其中又以进士科晋升最快，地位最高。
因而，宋朝有句话：“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有学者做过统计，北宋九朝的宰相中，进士出身的人数约占八成。
既然进士科是士人重要的晋升渠道，那多录取一些考生，不就多多益善吗?事实上，宋朝开国，百废待兴，就连科举取士也得不到保障。
宋太祖在位16年，几乎每年都举行科举考试，但总共取进士不到二百人。
到了宋太宗时期，他在位21年间共行科举八次，录取进士的人数却飙升到了1487人(据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数量是宋太祖时期的数倍。
因此，宋代文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写道：“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
太平兴国，是宋太宗的第一个年号。
宋太宗在武功上虽然略有逊色，但政治眼光非常敏锐。继位第二年，他就下令扩大取士，选拔文化知识精英充实朝堂，填补宋初官吏的大量空缺。
为此，宋太宗对侍臣们说：“朕欲在科场中求得才德出众的人才，不敢奢望十得其五，就是只得天下人才之一二，亦可使国家安定清平。”
在重文抑武的政治背景下，宋太宗扩大取士，可以使文官迅速取代武将行使地方职权。
另一方面，也可培植亲信。
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在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中继承皇位，太祖死因成谜，皇室中还有其他继承人选，朝中难免有些不和谐音。
为了打压太祖朝的大臣，宋太宗以科举取士拉拢文人，并火速提拔自己的心腹。
在寇准考中进士的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之前，有太平兴国二年“龙飞榜”。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状元吕蒙正是宋太宗即位后的第一位状元，他曾三次登上相位，从考取进士到取得宰执之位，只用了6年时间，而他的同年中有7人官至宰相。但宋太祖年间考中的进士，没有一个在宋太宗时期当过宰相，待遇远不及太宗朝进士。
臣事君以忠，是儒家士子侍奉君主的行为准则。宋太宗亲自主持殿试，便是对新科进士树立权威。
正所谓“报言新进士，知举是官家”，每次殿试后，宋太宗都要对进士亲赐绿袍、赐靴笏、赐宴，他要读书人知道，考中进士是因为皇帝的栽培。步入朝堂的士子从此成为“天子门生”，对宋太宗感恩戴德，也深得皇帝的信任。
太平兴国五年科举，选拔了寇准、苏易简、李沆等名臣。
02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科共录取122人(一说119人)，比宋太祖取士人数最多的一次还要多三倍。
但是，身为专制君主，宋太宗再怎么宠信士人，也不会让他们侵夺皇权。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不仅是宋太宗推崇文治的受益者，也是这项制度的完善者。
名列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的大臣谢泌以善于进谏著称。
宋太宗要在军国事务上进行改革时，就是采纳谢泌的建议：“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
这是对宋朝二府三司制的阐释。如此一来，政出多门，宰相只保留行政权，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从制度上规定了三大部门的职责，确保行政、军事和财政维持一种相互制衡的态势，从而防止大臣擅权，以加强皇权。
宋太宗对科举制进行改革，又采用了太平兴国五年状元苏易简的建议。
苏易简连续多年主持贡举，担任主考官，上书建议采用“锁院”制。
据他的设计，每场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全都是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参加科试的考官、医官及后勤保障人员在接到任命之后，需立即前往贡院或其他考试场所。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按照各自的岗位职责开展工作。待到放榜后，他们才能有序解禁出院，从而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杜绝请托之弊。后来，“锁院”成为常制。
状元郎苏易简，年逾弱冠便以考场上的三千余言打动宋太宗。宋太宗得知苏易简来自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称赞其才华远在山东士子之上，将他钦点为状元。苏易简年纪轻轻入翰林任职后，参与编修三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宋太宗视他如宾朋，常赐酒宴饮于宫中。
有一次，宋太宗对他说：“君臣千载逢。”
苏易简应声答道：“忠孝一生心。”
苏易简凭借出众的文学才能得到宋太宗器重，成为铜山苏氏家族兴盛的奠基人物，就连苏易简的母亲薛太夫人也得到宋太宗的礼遇。
宋太宗提拔苏易简为参知政事(辅助宰相处理政务，宋初时相当于副宰相)后，特意召见薛太夫人，赐以宝冠霞帔，与老夫人拉家常，问她如何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
薛太夫人答道：“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
宋太宗与苏母一番长谈后，对左右感慨道：“这是当今的孟母啊!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但苏易简有个坏习惯，他嗜酒如命，世人皆知。宋太宗写了两首诗给他，劝他戒酒，还要他当着其老娘的面吟读。
苏易简从此再也不敢在公众场合饮酒，可后来还是因饮酒生病，于至道二年(996年)不幸身亡。可见苏易简被皇帝教训后，只是不敢在人前喝酒，私下还是照喝不误。
宋太宗听闻这位状元英年早逝，不禁叹息：“小苏竟然因为杯中物丢了性命，实在太可惜了!”
03
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中，入宰辅者6人。其中，李沆进士题名在苏易简之下，却因为先于苏易简两年为参知政事，让苏易简大为不满。
宋太宗只好安慰苏易简，说：“朕欲整饬旧制度，本来想用卿为宰相，然而这个活不好干啊，让你暂且继续培养名望，我先任命老李，以后就轮到你，你不要不服气啊!”
李沆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大臣，为人沉默寡言，在政治上稳重踏实。
宋太宗之子宋真宗在位时，有意立出身卑微的刘娥为贵妃，事先派遣内使拿着自己的手札去见时任宰相的李沆。李沆在太宗朝曾为太子宾客，当过宋真宗的老师。
可李沆看到宋真宗的手札，当即烧毁，并对使者说：“回去就说李沆以为不可。”李沆不愿卷入后宫纷争，也不想一味顺从宋真宗，他有自己的原则。
李沆虽然贵为宰执，但为官清廉，居住的府第并不宽敞，门前仅能容纳一匹马，还有“颓垣坏壁”的景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农民的旧房。
家人劝李沆筹集资金，修缮旧宅，李沆却说：“我食朝廷厚禄，不时还有意外的赏赐，可用以修理住宅。只是想起佛家内典中说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安得圆满如意、称心满足?现在买新的住宅，须一年修缮好，但人一生早晚都没法保全，又怎么能长久居住呢?鸟在林中树枝上做个窝，姑且可满足，为何还要建造这些华丽的房屋呢?”
李沆不仅坚守道德底线，还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宋真宗继位之初，李沆时常上报“四方水旱盗贼”之事。李沆的同年王旦时任参知政事，认为这些都是细碎小事，只需分派有关部门解决就行，没必要面奏皇帝。
李沆却说：“官家生于深宫，应当使他知道民间疾苦，不然他血气方刚，流连于声色犬马，那么动土木、兴甲兵、大行祭祀等事就会发生。我年老了，可能看不到这些，这是你参知政事将来的忧虑。”
作为宋真宗老师的李沆，经常劝谏宋真宗，告诫他君主如果不知晓天下忧患，自以为太平盛世已至，就会产生骄恣之心。
有一年元宵节，宋真宗与群臣一同登高楼观灯，只见人群熙熙攘攘，花灯琳琅满目，遂与大臣同庆太平，在场众臣都歌功颂德，唯独李沆默不作声。
第二天，王旦问其原因。李沆说：“‘太平’二字，有时不过是阿谀奉承者的说法，如今官家以此来夸耀，那忠诚耿介之士要如何进言?既然说太平盛世已至，那接下来就是要为求祥瑞、封禅等事大兴土木、耗费民力了。”
李沆去世后，宋真宗果然大兴天书、封禅之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王旦想起李沆当初的预知，不禁叹息道：“李文靖(李沆谥号)真是圣人啊!”
04
宋太宗扩大科举规模，用文人治国。
这些读书人熟读儒家经典，以廉、正、俭、谦等道德要求自我约束、自我节制。
他们因心忧天下而廉洁爱民，因修养德行而宽厚仁恕，因崇尚气节而忠君爱国。
他们步入仕途，不是为了闷声发大财，而是将仕宦生涯当作一种道德实践，以实现报国理想。
李沆的同年王旦，同样以节用律己著称。宋真宗听说他的宅第太过简陋，要拨款为其修缮，但王旦总是推辞，以“先人旧庐”为理由恳请不要动工，他的衣服也一向朴素，每次亲朋好友要赠送他华丽的服饰，他都拒而不受。
有一年，宋真宗发现王旦的女婿苏耆(苏易简之子)举进士不第，问起此事，王旦挺身站立，一言不发。
事后，同僚对王旦说：“相公为女婿多说一句，苏耆就有望考中进士啦!”
王旦说：“皇帝亲自主持殿试，选拔天下之士，是表示公正。我身为宰相，如果在皇帝和士人的面前自荐亲属，岂不是失礼吗?”
王旦生平不置办田宅，不愿意后世子孙为了争夺田宅而陷入不义之地。他病重时，还不忘告诉子孙：“我家盛名清德，应致力于俭朴，保守门风，不得太奢侈，不要因为实行厚葬而把黄金财宝放入棺柩中。”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中，家世可考的有三十余人。这些精英分子有的出自官宦之家，从小就有良好的家教，还有18人为寒素出身，自幼家境平凡，经济拮据，却靠科举逆袭，相当励志。
这些寒门子弟深谙民间疾苦，中举之后大都没有在官场上迷失自我，反而一身正气、为官清廉，这其中的优秀典范，有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张咏。
张咏家世贫寒，读书较晚，却十分刻苦，常常借别人的书籍阅读，手抄下来，每次读到好文章就靠着庭树枯枝闭目背诵，没完成就不吃饭睡觉。他入仕后，成为有名的廉吏。
张咏的门生看到他的居室，说真是不如和尚的禅室。张咏告诉他：“吾不为轻肥为官以至此。”
轻肥，即轻裘肥马之意，指代达官贵人的骄奢淫逸。
张咏不求“轻肥”，而是严格整顿地方吏治。
张咏有个“一钱诛吏”的故事。他早年为县令时，有个小吏从库房里偷了一枚钱币，被张咏发现，下令杖责。
小吏死到临头还嘴硬，说：“我拿一枚钱币就杖责我?你打我可以，总不能斩我吧!”
张咏拿过笔，宣判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后将这名库吏斩首示众，整个县的风气从此好转。
苏易简曾举荐同年张咏知益州。当时，川蜀因宋初实行苛政而发生动乱。朝廷命张咏到益州为官，特意嘱咐他：“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张咏到达蜀地后，宽厚爱民。他降低盐价，使人民买得起盐;对地方官的专横，也断然加以制止;对掠夺民财的士兵，进行严厉的惩治……他在成都数年，采取了柔性治理手段，被称为“有惠政”。
到了宋仁宗时，时人将张咏与赵普、寇准并列，特别称赞其道德品行与治理地方之功：“自宋兴以来且百年，言治者甚众，其直己以事上，尽心以抚下，生有荣名，死有遗爱者，尚书(张咏官至礼部尚书)殆无与并焉。”
05
虽说士人多以清廉雅正为道德约束，但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中出了个异类。
此人就是前文说到的寇准。
张咏在成都为官时，听说同年寇准当上了宰相，对自己的下属说：“寇公是个奇才，可惜学问上还有待精进。”后来，寇准出使陕州，恰好与罢职归来的张咏相遇，特意设宴款待。
二人即将告别时，寇准送张咏到城外，问他说：“你有什么要教我的?”
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
寇准一时没听懂张咏的意思，回去后取书来读，看到“不学无术”四个字时，恍然大悟，笑着说：“张公这是在我。”
寇准的性格与张咏截然不同。
寇准少年即得富贵，“性豪奢”，每次外出为官，必定大张旗鼓，与他人宴饮常至三十盏，喜欢命舞女二十四人表演《拓枝舞》，每舞一曲，就连饮数盏酒，由于夜宴玩得太嗨，寝室“燃烛达旦”。
这样一个同榜进士中的异类，却凭借才能与功绩名闻天下。
宋太宗在世时，寇准已表现出非凡的才气。每次在殿上奏陈政事，跟宋太宗言语不合，太宗发怒，要起身回宫，寇准就拉住他的衣服，让他听完再走。
长久以来，宋太宗非但没有反感，反而说：“朕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宋真宗时，寇准在澶渊之役中立下大功。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派兵南下攻宋。面对强敌，朝中大臣有的劝宋真宗到金陵避祸，有的请他效仿唐朝皇帝南下幸蜀。
正当宋真宗犹豫不决时，寇准坚决请宋真宗御驾亲征。寇准劝谏道：“谁为皇帝筹划南下，此罪当斩。现在胡虏侵扰中原，陛下应当率领军队，前往御敌，以卫社稷，岂可抛弃宗庙，南下避难，远遁楚、蜀之地?况且以今日的形势，銮驾后退半步，必将四方瓦解，万众云散，胡虏乘势进攻，楚、蜀还保得住吗?”
宋真宗听从寇准的主张，亲自带兵与契丹决战于澶渊，最终签订合约，以给予契丹岁币的方式赢得了北部边境的相对和平。因此，宋人评价道：“若无寇准，则天下分裂久矣。”
不过，寇准豪爽刚直的个性还是给他带来了危机。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厚待寇准，朝中有个叫王钦若的大臣十分嫉妒，于是进言道：“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还认为寇准对社稷有功。但这种城下之盟，即便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也会感到羞耻，如今我们以万乘之国订立澶渊之盟，更是一种耻辱啊!”
王钦若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了，赌徒就把剩下的钱一次押上，这叫孤注。陛下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啊，要是那一仗打输了，陛下还能保全性命吗?这是诬陷寇准不忠不义。
从此，宋真宗与寇准关系微妙。由于君主的猜忌，寇准晚年多次被贬，后来在与丁谓的争权中落败，被贬到雷州半岛。
人生的最后时刻，62岁的寇准在流放地想起宋太宗当年赏赐他的通天犀带，于是命人前去京城取来。使者返回后，寇准沐浴更衣，身着朝服，束上犀带，北面而拜，随后摆设卧具，躺在床上不久后去世。
这位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的奇才，最终还是以忠臣的身份逝去。
寇准晚年被贬，客死雷州。
此后，科举的荣光洒在大宋疆土之上。随着科举规模扩大，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首要的精神追求，一如“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
宋朝善待士人，士人也萌生“以天下为己任”“共治天下”的意识，科考改变命运的观点日益深入人心。
科举考试为宋朝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的七十多年后，又有所谓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龙虎榜”，那年考中进士的，有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程颢，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
文风昌盛之际，天才总是成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