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事

历史上的太平兴国五年,无数文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2023-01-28 10:04:04

  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赵宋。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寇准19岁时,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青年学者。其父在五代仅当过掌管文书的小官,因此,年少才高的寇准成了全家的希望。

  热心肠的老乡听说寇准将要进京赶考,对他说:“我听说当今圣上(指宋太宗)在殿试时经常罢去年纪小的考生,你要不要虚报岁数,多写几岁?”

  寇准不同意,回答道:“我一如既往地努力进取就好,岂能欺君?”

  到了京城,寇准得到皇帝赏识,一举考中进士,名列探花

  这一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

  除了寇准,同榜进士还有苏易简、李沆向敏中王旦等日后的宰执大臣,以及张咏、晁迥、谢泌等众多名臣,时人谓之“龙虎榜”(《东原录》)。

  在宋太宗文治兴盛的背景下,天才成群结队而来。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也在发生变革,无数士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寇准在太宗、真宗两朝被委以重任。

  01

  宋太宗生在军人家庭,但自小就是文艺青年,通音律,善飞白书,喜诗词,当上皇帝后有事没事就给大臣赐诗,史书称其“工文业,多艺能”,堪称宋朝第一位文人皇帝。

  他继承其兄宋太祖确立的重文抑武政策,善待天下文人,修建集贤、昭文、史馆三馆,并搜集图书,命学者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

  书编完后,宋太宗亲自审阅,每天读几卷,乐此不疲。

  手下人见皇帝学习如此内卷,担心他视力下降,甚至读坏了身体,就劝说道:“官家读书是好事,可是天天如此,一定会十分疲劳呀。”

  可是,宋太宗说:“朕就是喜欢读书,读起书来精神倍儿棒,开卷有益,时间也不至于被浪费啊!”

  宋太宗为文化事业做出的贡献,仅仅是表面工程,他对宋代士人最大的影响,是扩大了科举考试的规模。

  北宋初年,科举制度因袭唐制,主要分贡举、制举和童子举三类,其中以贡举的制度最为完善。

  宋初的贡举分为进士、五经、三史、三传等科,应试者需经过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考中后才能被授予官职,进入仕途,这其中又以进士科晋升最快,地位最高。

  因而,宋朝有句话:“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有学者做过统计,北宋九朝的宰相中,进士出身的人数约占八成。

  既然进士科是士人重要的晋升渠道,那多录取一些考生,不就多多益善吗?事实上,宋朝开国,百废待兴,就连科举取士也得不到保障。

  宋太祖在位16年,几乎每年都举行科举考试,但总共取进士不到二百人。

  到了宋太宗时期,他在位21年间共行科举八次,录取进士的人数却飙升到了1487人(据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数量是宋太祖时期的数倍。

  因此,宋代文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写道:“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

  太平兴国,是宋太宗的第一个年号。

  宋太宗在武功上虽然略有逊色,但政治眼光非常敏锐。继位第二年,他就下令扩大取士,选拔文化知识精英充实朝堂,填补宋初官吏的大量空缺。

  为此,宋太宗对侍臣们说:“朕欲在科场中求得才德出众的人才,不敢奢望十得其五,就是只得天下人才之一二,亦可使国家安定清平。”

  在重文抑武的政治背景下,宋太宗扩大取士,可以使文官迅速取代武将行使地方职权。

  另一方面,也可培植亲信。

  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在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中继承皇位,太祖死因成谜,皇室中还有其他继承人选,朝中难免有些不和谐音。

  为了打压太祖朝的大臣,宋太宗以科举取士拉拢文人,并火速提拔自己的心腹。

  在寇准考中进士的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之前,有太平兴国二年“龙飞榜”。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状元吕蒙正是宋太宗即位后的第一位状元,他曾三次登上相位,从考取进士到取得宰执之位,只用了6年时间,而他的同年中有7人官至宰相。但宋太祖年间考中的进士,没有一个在宋太宗时期当过宰相,待遇远不及太宗朝进士。

  臣事君以忠,是儒家士子侍奉君主的行为准则。宋太宗亲自主持殿试,便是对新科进士树立权威。

  正所谓“报言新进士,知举是官家”,每次殿试后,宋太宗都要对进士亲赐绿袍、赐靴笏、赐宴,他要读书人知道,考中进士是因为皇帝的栽培。步入朝堂的士子从此成为“天子门生”,对宋太宗感恩戴德,也深得皇帝的信任。

  太平兴国五年科举,选拔了寇准、苏易简、李沆等名臣。

  02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科共录取122人(一说119人),比宋太祖取士人数最多的一次还要多三倍。

  但是,身为专制君主,宋太宗再怎么宠信士人,也不会让他们侵夺皇权。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不仅是宋太宗推崇文治的受益者,也是这项制度的完善者。

  名列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的大臣谢泌以善于进谏著称。

  宋太宗要在军国事务上进行改革时,就是采纳谢泌的建议:“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

  这是对宋朝二府三司制的阐释。如此一来,政出多门,宰相只保留行政权,军政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从制度上规定了三大部门的职责,确保行政、军事和财政维持一种相互制衡的态势,从而防止大臣擅权,以加强皇权。

  宋太宗对科举制进行改革,又采用了太平兴国五年状元苏易简的建议。

  苏易简连续多年主持贡举,担任主考官,上书建议采用“锁院”制。

  据他的设计,每场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全都是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参加科试的考官、医官及后勤保障人员在接到任命之后,需立即前往贡院或其他考试场所。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按照各自的岗位职责开展工作。待到放榜后,他们才能有序解禁出院,从而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杜绝请托之弊。后来,“锁院”成为常制。

  状元郎苏易简,年逾弱冠便以考场上的三千余言打动宋太宗。宋太宗得知苏易简来自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称赞其才华远在山东士子之上,将他钦点为状元。苏易简年纪轻轻入翰林任职后,参与编修三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宋太宗视他如宾朋,常赐酒宴饮于宫中。

  有一次,宋太宗对他说:“君臣千载逢。”

  苏易简应声答道:“忠孝一生心。”

  苏易简凭借出众的文学才能得到宋太宗器重,成为铜山苏氏家族兴盛的奠基人物,就连苏易简的母亲薛太夫人也得到宋太宗的礼遇。

  宋太宗提拔苏易简为参知政事(辅助宰相处理政务,宋初时相当于副宰相)后,特意召见薛太夫人,赐以宝冠霞帔,与老夫人拉家常,问她如何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

  薛太夫人答道:“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

  宋太宗与苏母一番长谈后,对左右感慨道:“这是当今的孟母啊!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但苏易简有个坏习惯,他嗜酒如命,世人皆知。宋太宗写了两首诗给他,劝他戒酒,还要他当着其老娘的面吟读。

  苏易简从此再也不敢在公众场合饮酒,可后来还是因饮酒生病,于至道二年(996年)不幸身亡。可见苏易简被皇帝教训后,只是不敢在人前喝酒,私下还是照喝不误。

  宋太宗听闻这位状元英年早逝,不禁叹息:“小苏竟然因为杯中物丢了性命,实在太可惜了!”

  03

  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中,入宰辅者6人。其中,李沆进士题名在苏易简之下,却因为先于苏易简两年为参知政事,让苏易简大为不满。

  宋太宗只好安慰苏易简,说:“朕欲整饬旧制度,本来想用卿为宰相,然而这个活不好干啊,让你暂且继续培养名望,我先任命老李,以后就轮到你,你不要不服气啊!”

  李沆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大臣,为人沉默寡言,在政治上稳重踏实。

  宋太宗之子宋真宗在位时,有意立出身卑微的刘娥为贵妃,事先派遣内使拿着自己的手札去见时任宰相的李沆。李沆在太宗朝曾为太子宾客,当过宋真宗的老师。

  可李沆看到宋真宗的手札,当即烧毁,并对使者说:“回去就说李沆以为不可。”李沆不愿卷入后宫纷争,也不想一味顺从宋真宗,他有自己的原则。

  李沆虽然贵为宰执,但为官清廉,居住的府第并不宽敞,门前仅能容纳一匹马,还有“颓垣坏壁”的景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农民的旧房。

  家人劝李沆筹集资金,修缮旧宅,李沆却说:“我食朝廷厚禄,不时还有意外的赏赐,可用以修理住宅。只是想起佛家内典中说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安得圆满如意、称心满足?现在买新的住宅,须一年修缮好,但人一生早晚都没法保全,又怎么能长久居住呢?鸟在林中树枝上做个窝,姑且可满足,为何还要建造这些华丽的房屋呢?”

  李沆不仅坚守道德底线,还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宋真宗继位之初,李沆时常上报“四方水旱盗贼”之事。李沆的同年王旦时任参知政事,认为这些都是细碎小事,只需分派有关部门解决就行,没必要面奏皇帝。

  李沆却说:“官家生于深宫,应当使他知道民间疾苦,不然他血气方刚,流连于声色犬马,那么动土木、兴甲兵、大行祭祀等事就会发生。我年老了,可能看不到这些,这是你参知政事将来的忧虑。”

  作为宋真宗老师的李沆,经常劝谏宋真宗,告诫他君主如果不知晓天下忧患,自以为太平盛世已至,就会产生骄恣之心。

  有一年元宵节,宋真宗与群臣一同登高楼观灯,只见人群熙熙攘攘,花灯琳琅满目,遂与大臣同庆太平,在场众臣都歌功颂德,唯独李沆默不作声。

  第二天,王旦问其原因。李沆说:“‘太平’二字,有时不过是阿谀奉承者的说法,如今官家以此来夸耀,那忠诚耿介之士要如何进言?既然说太平盛世已至,那接下来就是要为求祥瑞、封禅等事大兴土木、耗费民力了。”

  李沆去世后,宋真宗果然大兴天书、封禅之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王旦想起李沆当初的预知,不禁叹息道:“李文靖(李沆谥号)真是圣人啊!”

  04

  宋太宗扩大科举规模,用文人治国。

  这些读书人熟读儒家经典,以廉、正、俭、谦等道德要求自我约束、自我节制。

  他们因心忧天下而廉洁爱民,因修养德行而宽厚仁恕,因崇尚气节而忠君爱国。

  他们步入仕途,不是为了闷声发大财,而是将仕宦生涯当作一种道德实践,以实现报国理想。

  李沆的同年王旦,同样以节用律己著称。宋真宗听说他的宅第太过简陋,要拨款为其修缮,但王旦总是推辞,以“先人旧庐”为理由恳请不要动工,他的衣服也一向朴素,每次亲朋好友要赠送他华丽的服饰,他都拒而不受。

  有一年,宋真宗发现王旦的女婿苏耆(苏易简之子)举进士不第,问起此事,王旦挺身站立,一言不发。

  事后,同僚对王旦说:“相公为女婿多说一句,苏耆就有望考中进士啦!”

  王旦说:“皇帝亲自主持殿试,选拔天下之士,是表示公正。我身为宰相,如果在皇帝和士人的面前自荐亲属,岂不是失礼吗?”

  王旦生平不置办田宅,不愿意后世子孙为了争夺田宅而陷入不义之地。他病重时,还不忘告诉子孙:“我家盛名清德,应致力于俭朴,保守门风,不得太奢侈,不要因为实行厚葬而把黄金财宝放入棺柩中。”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中,家世可考的有三十余人。这些精英分子有的出自官宦之家,从小就有良好的家教,还有18人为寒素出身,自幼家境平凡,经济拮据,却靠科举逆袭,相当励志。

  这些寒门子弟深谙民间疾苦,中举之后大都没有在官场上迷失自我,反而一身正气、为官清廉,这其中的优秀典范,有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张咏。

  张咏家世贫寒,读书较晚,却十分刻苦,常常借别人的书籍阅读,手抄下来,每次读到好文章就靠着庭树枯枝闭目背诵,没完成就不吃饭睡觉。他入仕后,成为有名的廉吏。

  张咏的门生看到他的居室,说真是不如和尚的禅室。张咏告诉他:“吾不为轻肥为官以至此。”

  轻肥,即轻裘肥马之意,指代达官贵人的骄奢淫逸。

  张咏不求“轻肥”,而是严格整顿地方吏治。

  张咏有个“一钱诛吏”的故事。他早年为县令时,有个小吏从库房里偷了一枚钱币,被张咏发现,下令杖责。

  小吏死到临头还嘴硬,说:“我拿一枚钱币就杖责我?你打我可以,总不能斩我吧!”

  张咏拿过笔,宣判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随后将这名库吏斩首示众,整个县的风气从此好转。

  苏易简曾举荐同年张咏知益州。当时,川蜀因宋初实行苛政而发生动乱。朝廷命张咏到益州为官,特意嘱咐他:“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张咏到达蜀地后,宽厚爱民。他降低盐价,使人民买得起盐;对地方官的专横,也断然加以制止;对掠夺民财的士兵,进行严厉的惩治……他在成都数年,采取了柔性治理手段,被称为“有惠政”。

  到了宋仁宗时,时人将张咏与赵普、寇准并列,特别称赞其道德品行与治理地方之功:“自宋兴以来且百年,言治者甚众,其直己以事上,尽心以抚下,生有荣名,死有遗爱者,尚书(张咏官至礼部尚书)殆无与并焉。”

  05

  虽说士人多以清廉雅正为道德约束,但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中出了个异类。

  此人就是前文说到的寇准。

  张咏在成都为官时,听说同年寇准当上了宰相,对自己的下属说:“寇公是个奇才,可惜学问上还有待精进。”后来,寇准出使陕州,恰好与罢职归来的张咏相遇,特意设宴款待。

  二人即将告别时,寇准送张咏到城外,问他说:“你有什么要教我的?”

  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

  寇准一时没听懂张咏的意思,回去后取书来读,看到“不学无术”四个字时,恍然大悟,笑着说:“张公这是在我。”

  寇准的性格与张咏截然不同。

  寇准少年即得富贵,“性豪奢”,每次外出为官,必定大张旗鼓,与他人宴饮常至三十盏,喜欢命舞女二十四人表演《拓枝舞》,每舞一曲,就连饮数盏酒,由于夜宴玩得太嗨,寝室“燃烛达旦”。

  这样一个同榜进士中的异类,却凭借才能与功绩名闻天下。

  宋太宗在世时,寇准已表现出非凡的才气。每次在殿上奏陈政事,跟宋太宗言语不合,太宗发怒,要起身回宫,寇准就拉住他的衣服,让他听完再走。

  长久以来,宋太宗非但没有反感,反而说:“朕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宋真宗时,寇准在澶渊之役中立下大功。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派兵南下攻宋。面对强敌,朝中大臣有的劝宋真宗到金陵避祸,有的请他效仿唐朝皇帝南下幸蜀。

  正当宋真宗犹豫不决时,寇准坚决请宋真宗御驾亲征。寇准劝谏道:“谁为皇帝筹划南下,此罪当斩。现在胡虏侵扰中原,陛下应当率领军队,前往御敌,以卫社稷,岂可抛弃宗庙,南下避难,远遁楚、蜀之地?况且以今日的形势,銮驾后退半步,必将四方瓦解,万众云散,胡虏乘势进攻,楚、蜀还保得住吗?”

  宋真宗听从寇准的主张,亲自带兵与契丹决战于澶渊,最终签订合约,以给予契丹岁币的方式赢得了北部边境的相对和平。因此,宋人评价道:“若无寇准,则天下分裂久矣。”

  不过,寇准豪爽刚直的个性还是给他带来了危机。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厚待寇准,朝中有个叫王钦若的大臣十分嫉妒,于是进言道:“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还认为寇准对社稷有功。但这种城下之盟,即便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也会感到羞耻,如今我们以万乘之国订立澶渊之盟,更是一种耻辱啊!”

  王钦若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了,赌徒就把剩下的钱一次押上,这叫孤注。陛下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啊,要是那一仗打输了,陛下还能保全性命吗?这是诬陷寇准不忠不义。

  从此,宋真宗与寇准关系微妙。由于君主的猜忌,寇准晚年多次被贬,后来在与丁谓的争权中落败,被贬到雷州半岛。

  人生的最后时刻,62岁的寇准在流放地想起宋太宗当年赏赐他的通天犀带,于是命人前去京城取来。使者返回后,寇准沐浴更衣,身着朝服,束上犀带,北面而拜,随后摆设卧具,躺在床上不久后去世。

  这位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的奇才,最终还是以忠臣的身份逝去。

  寇准晚年被贬,客死雷州。

  此后,科举的荣光洒在大宋疆土之上。随着科举规模扩大,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首要的精神追求,一如“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

  宋朝善待士人,士人也萌生“以天下为己任”“共治天下”的意识,科考改变命运的观点日益深入人心。

  科举考试为宋朝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太平兴国五年“龙虎榜”的七十多年后,又有所谓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龙虎榜”,那年考中进士的,有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苏辙、曾巩,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程颢,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

  文风昌盛之际,天才总是成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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