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朝重文轻武，导致其军事实力不足，引的周围国家对其虎视眈眈。那么北宋名相富弼是如何处理西夏问题的?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富弼认为，元昊在向北宋派遣使节时，必定认为北宋不敢加诛，才如此恣行疆暴。反观之前北宋对此都采取怀柔手段，“恣其货易，待以雍容，重币遣还，优辞慰恤”，非但未能感召其向化，反而助长了元昊的野心。
富弼还引据了前朝光武帝、唐太宗斩敌使的事例加以论之，对待西夏使节当以诛之，如此“戎人必惮而失图，战士必未之增气”。所以若元昊遣使至宋，应当诛其来使，乖其本谋，灭其威风。
然而宝元元年(1038)，元昊筑坛受册，即皇帝位。次年元昊遣使上表，仁宗及群臣商议后，选择下诏削夺元昊官爵，且以重赏募人刺杀元昊。自西陲变动以来，天下震惊，皆聚目而观。宋廷就此商议半年，却行募赏之科，自伤国体、长敌威风，难免不为天下人耻笑。富弼认为：“欲征则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则守之，姑以示宽”，偷募苟求，不可行之。
仁宗下募擒元昊之诏不合时宜，实为下策。诚然，元昊上书宋朝，要求承认他称帝建国，不过是外交手腕而已，西夏国的建立是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胜利为基础的。对于西夏的态度，宋廷还是过于轻敌，这一错误做法大大加快了元昊向宋挑起战争的进度。
宽慰疲民
富弼客观分析了自元昊扰边以来给北宋造成的窘况。元昊称乱后相继三捡兵士，使得村民恐惧，甚至奔窜山林;北宋原本就财用不足，而边备更是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来支撑，“尽农亩之税，竭山泽之利，舟车屋宇，虫鱼草木，凡百所有，无一不征，共知困穷，都为赋敛。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赡军”。
用兵才刚开始，就称缺人;万一兵败须再添补兵力，只得从百姓中拣兵，而这正是百姓所害怕的。百姓不堪其重，必生怨怒，“若果行之，所患非细”。富弼又提到，自从西夏扰边以来，陕西人民受战争荼毒最甚，“士马日济，刍粟顿加，缮治甲兵，修筑城壘，百役兴作，万倍艰难。复值旱灾，无收农赋，鬻爵所得又不丰”。陕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执事者不仅坐观困敝，不行救恤;反而以“财赋要由外以充内，自下而奉上”之名，对百姓的搜刮有增无减，企图对百姓敲骨吸髓。
富弼认为关中用兵，要务在于安民，以图共同御寇。边境人民早已财用不支、万般艰难，如若继续索求搜刮，人民无所逃避，必定滋生变乱。外患未平，内乱又起，势必会使北宋陷入险境。宋廷应停止由外充内、自下奉上的敛财手段，团结边境人民共同御寇。
重赏边功，勤于纳谏
富弼认为对于御边有功者，朝廷应给予重赏。宋军在鄜延路与蕃兵交战时，蕃兵掳去大量兵民，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马遵不顾危险引兵追击，将被掳之众悉数追回，朝廷对其功绩的奖赏为只迁东头供奉官而已。
而河北都巡检王守琪捉杀得二三十个散兵溃将，京东都巡检李知和抓获坏人七人，二人的官职升迁都极大。他们二人的功劳不足一提，马遵出境讨贼立下的功劳上可以壮朝廷声威，下可以灭敌人威风，非王、李二人的功绩可比，但马遵的迁酬却不如王、李之一二。
富弼以马遵和王、李立功却酬奖不公的例子为对比来说明从用兵以来，赏劝激人的重要性，如若“赏罚不明，功过两弛，转相教告，谁肯奋激?”只有赏罚分明，功过有弛，方能激发兵将士气。富弼还建议备边之际，仁宗应开通壅塞，允许武臣面奏，勤于纳谏。凡有武臣求见，必定是边部有重要消息要禀报。
若因循越级求见而不许的旧例，会造成各级臣僚囿于规制、不肯尽心为之，“至则边事擬奏而不敢奏，兵机欲陈而不敢陈”，难以快速息兵平寇。惟有仁宗广开言路，辨进谏者之忠邪，择善而行，才能造福百姓、社稷长安。
富弼经略西夏影响
对于西夏问题，富弼所担心的问题在此后时局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如他提到若宋廷持续搜刮人民，势必引起内乱。果不其然，此后三大战役北宋战败，国内生产荒废、物价飞涨，统治阶级对百姓极尽剥削压榨之术，依然拯救不了虚竭的国库，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兵变、民变的发生，“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导致了北宋开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严重危机。
关于富弼御夏策略后续贯彻实施的情况，史料中直接提到的仅“二府合议”与“重赏西夏来降者”。康定元年(1040)富弼提出“二府合议”和“重赏西夏来降者”后，仁宗采取了他的建议，先是诏“中书别置厅于枢密院之南，与枢臣议边事”，又“用富弼之言”，授西蕃首领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并为左千牛卫将军，并各自赏赐帛三十匹、茶三十斤。
这并非意味着富弼其他的御夏策略没有发挥作用。富弼的御夏策略囊括了边备、用人、安民等需要重点突破的方面，为庆历新政中部分改革内容的制定奠定了基调;其对西夏形势的判断也较为准确，为范仲淹御夏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
为庆历新政打下基础
连年对夏战争的失败给北宋王朝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承平盛世”的假幕被揭下，岌岌不可终日的统治危机暴露无疑。
宋廷群臣在这一时期所抒发出来的危言，可谓是俯首皆是。如余靖曾言：“今日西陲用兵，国帑虚竭，民之储积，十室九空”;包拯亦言：“西鄙用事以来，关中生聚，凋残尤甚，物价踊贵”。由于边患而引起的阶级矛盾已无法遏制，自景祐以来北宋朝野要求革新的呼声早已此起彼伏。庆历三年(1043)八月，富弼和范仲淹共同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改革纲领，庆历新政的帷幕随之徐徐拉开。
庆历新政的变革核心主要围绕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两个方面。表面看来，此次改革没有涉及到治边，跟富弼御夏策略亦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庆历新政的推行是北宋国内弊端不断累积的结果，但由西夏造成的边事危机亦直接推动了新政的实施。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范、富二人共同的政改意见，细究其内容，改革的主要内容跟富弼之前提出的治边策略有着不少共通之处，可以从他之前所上奏章中寻觅到诸多类似的意见或建议。例如，富弼于宝元二年(1039)所上的《论西夏八事奏》中曾明确治边提出要论功行赏，跟“十事疏”中的“明黜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