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赵宋。那么，北宋为什么定都东京开封府呢?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理由看似简单，甚至是太过简单了，与那些深入的勾心斗角、地理分析、政治分析截然不同，可事实就是，赵匡胤篡周立宋后，第一时间要解决的就是军队的各种隐患，而吃饭问题的背后也并不简单，能牵扯出来的事情与政治、地理、权谋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北宋立国，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以禁军为核心发动的政变，后周新任御前都点检(禁军首领)赵匡胤在对他寄予厚望的后周世宗驾崩后便造反，果然是“不负众望”。
而禁军造反当皇帝，这在五代往前以及往后的时代，那是想都不敢想的，意思就是，唐末自五代以来的“禁军”，它是特殊的，不再是以往在皇宫给皇帝看大门的普通概念，之所以特殊，就跟唐末五代的“牙兵”制度有关。
众所周知，唐朝亡于藩镇割据，而藩镇割据来自于高度自治的节度使制度，节度使在辖区内有政治权、经济权、军事权，这些权力一手抓，不就是妥妥的诸侯王嘛，最离谱的是，节度使们有钱有人之后，开始对朝廷表露出敌视态度，因而形成了割据的局面。
至于为什么节度使敌视朝廷，这跟强盛大唐的民族组成有关，和盛世皇帝李隆基的心理扭曲有关，也和野心家们如雨后春笋一般暴增有关，总地来说，为了防范朝廷，节度使们将“募兵制”发挥到了极致，不断地招募军士，而给军士们发工资的，明面上是大唐朝廷，实际是掌控了钱袋子的节度使，所以这些军士，就成为了私军。
私军，后来改了名字，叫做“牙兵”，率领牙兵的乃是牙将。
唐末那些知名的节度使，别看他们动不动发动吞并战争，动辄拥兵十几二十万，事实上他们的核心力量一直是牙兵，人数最多不过数千人而已，公元906年，搅动天下的魏博军，实际作乱的就只是核心的那八千人，也是朱温残酷镇杀后，魏博才被朱温收服。
而当朱温自立的时候，他鉴于大唐都城长安已经残破不堪，只能往东迁都，而目的地，自然是洛阳，其实这是一条很经典的迁都路线，从长安到洛阳，自古以来太多政权、太多事件都是走这么一条，所以这不是古代统治者所决定的规律，而是这个天下的地缘因素倒逼人类的选择。
长安坐落于“关中盆地”，有关中四塞“潼关，西大散关，南武关，北萧关”守护，而且还有秦岭和崤山等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为什么有“据关中者得天下”这句话，而这种优势，是人类能选择的吗，关中盆地、秦岭、崤山，这是大自然给予的，因此是人类被动。选择，不是主动选择。
除了长安以外，东都洛阳也有他极致的地理优势，那就是坐落于“伊洛盆地”，洛阳和长安共享一个潼关，长安以潼关防东，洛阳以潼关防西，而长安以“四塞”拱卫，洛阳以“四水”环绕，在冷兵器时期，河在某种程度上比山还管用，这四水分别是：
伊水、洛水、瀍水、涧水。
洛阳当然也有山，在洛阳的北部有邙山屹立，敌人自北南下，需要过黄河再爬邙山，等敌人过来之后，洛阳的守军早就埋伏好了，这就叫地利人和。
所以朱温东迁，首要目标是洛阳，但当他到洛阳的时候，他才发现：
这鬼地方没粮食啊!
没粮食，对五代任何一个军阀而言都是致命打击，因为这些牙兵们太多了，而募兵制本质就是“雇佣兵”制度，给他们钱就打仗，给他们饭吃就卖命，因为军阀本身也没有什么政治思维，所以根本没什么人给牙兵们洗洗脑，进行思想建设、道德培养，牙兵和军阀的交际方式就是：
打钱，盛饭。
有的人就会问了，那为什么不让这些牙兵耕田，实行屯田制，就跟府兵制一样?
牙兵表示：你给我一把锄头，你看我是锄地还是锄你。
所以为了粮食，朱温只能将军事基地设在开封，然后整个后梁都城就在开封和洛阳反复横跳，洛阳地理位置好，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们认证过的好都城，而开封的粮食丰富，足够养这些牙兵们。
开封的粮食之所以丰富，也不是因为开封自产，而是因为在唐代中后期，因为藩镇割据的缘故，大唐朝廷加大了对东南的建设，开辟了：浙东观察使——浙西观察使——淮阳节度使——宣武节度使——汴州，这条以漕运为主的运粮路线，我们姑且称之为大唐版的“南粮北运”计划。
所以在公元782年，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杀掉了颜真卿后，占据汴州自立为帝，史称“李楚”政权，而这个政权相当冷门，仅存活了四年的时间，但李希烈是大唐第一个利用开封漕运优势以开封为都的人，继夏朝、周代魏国之后，李希烈再次以开封为都。
而在开封立都之所以会存在那么大一段“空白”时间，根本原因就是在隋朝开辟运河之前，开封并没有那么独特的漕运优势，没有漕运也就意味着无中枢能力，无中枢能力的开封，地址位置也不好，面前就是大平原，敌人只要过黄河就能拿捏住开封了，防御成本太高，属于是难守易攻。
在唐末时期，开封的主要运粮渠道有两条，一是从东南到汴州的南粮北运，二是从山东到汴州的东粮西输。
南粮北运靠的是汴渠，后来改名为“通济渠”，这是古代著名的南北生命线。
东粮西输靠的则是五丈河，后来也改名为“广济渠”，这是五代宋初给开封供粮的主要渠道。
通济渠和广济渠这两条生命线，直接盘活了后梁，不过后梁最后还是因为自己内部太乱，从而被李存勖灭掉，灭梁后，李存勖重建大唐，事实上重建只是借口，大唐已经不是大唐了，李存勖也不是汉人，所以史称后唐，而李存勖不信邪，他定都洛阳，在洛阳歌舞升平，夜夜笙歌。
李存勖时代的“牙兵”高达十万之众，这群人每年吃饭消耗掉的粮食都是天文数字，所以洛阳根本管不了，而开封距离洛阳虽然才三百多里，但黄河当时的河运条件很差，开封送粮食到洛阳的速度大大锐减，于是在洛阳的牙兵们开始饿肚子了，最终引起了叛乱，杀死李存勖的那场“兴教门之变”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后梁和后唐这两个政权证明了一个问题：
不怕外敌，就怕牙兵。
比起考虑用地势防御外敌，如今安兵显然更重要，所以开封在五代的地位显得很特殊，这都是因为牙兵制度在五代太流行了，军阀们对牙兵很忌惮，却又不得不建立牙兵，就算到了后周时期，道理也是一样的。
但牙兵不是仅仅造成内患，本身也代表着强大的战斗力，后周世宗时，禁军在正面战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后周的禁军，本质就是牙兵，区别只在于后周世宗开始改革了，将牙兵变成禁军，最终形成中央军的编制。
当时的禁军数量和坐镇于其他军镇的军队数量是几乎相等的，但禁军的单兵战斗力很强，是不折不扣的天子嫡系，相比之下，其他的部队反而显得像杂牌军了，所以为什么赵匡胤这么一个禁军首领能够造反成功，不就是因为禁军的意义不一样了。
其实赵匡胤登基后，已经在极力延续后周世宗“淡化”禁军所带有的牙兵特色，比如他杯酒释兵权，将曾经的“义社十兄弟”的兵权全部卸掉，这十兄弟里，几乎都是禁军首领，他们都是以前常说的牙将，可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赵匡胤不可能那么快解除武将的隐患，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能抛弃牙兵制度。
牙兵的战斗力高，这是毋庸置疑的。
北宋初立时，天下仍然是分裂状态，南北都有割据政权，更有强大的辽朝盘踞在北方虎视眈眈，所以赵匡胤一方面要控制武将，一方面又要保存禁军战斗力，这个操作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在无奈之下，赵匡胤只能继续延续后周，定都开封。
说白了，还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有人说定都开封是下策，定都洛阳是中策，定都长安才是上策，事实上，赵匡胤能不知道定都开封是下策吗，他也害怕契丹人骑着马直接穿过大平原杀到开封来，但比起未知的契丹人，开封的这些禁军显然更可怕，他自己就是造反得权，道理他怎么不懂。
因此赵匡胤在登基后，一直致力于“迁都”事宜。
在赵匡胤的心里，迁都洛阳是最好的，凡事不必都选上策，因为迁都长安，在很多意义上都不一样了，就放到周代来说，洛阳到长安，这都跨了好几个国家了，如果强行迁都长安，那么以开封漕运为核心的禁军体系就会崩溃，一旦崩溃，赵匡胤就不是开国皇帝了，而是历史罪人。
但即便是迁都洛阳，赵匡胤也做不到。
公元976年，这是赵匡胤人生的最后一年，但在他驾崩前的半年，他还活蹦乱跳的，带着晋王赵光义和一众大臣们“考察”洛阳、长安两地。
这也是北宋“迁都之议”的开始。
到了这一边，赵匡胤已经做了十六年的皇帝了，开封的官僚们、贵族们也已经安居乐业十六年之久了，当时的开封经济十分夸张，每年通过漕运送来的粮食高达六百万石，这还不包括广济渠带来的粮食，所以吃饱肚子完全没问题，而人在暖饱之后，自然会衍生精神需求。
为什么汴京商业那么发达，为什么汴京夜生活那么丰富?
有一句话难听但确实是道理：
还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闲的。
面对这种“盛世”，其实赵匡胤是不太拒绝的，但在赵匡胤的心里，他有一件事一直放不下，那就是皇位的传承。
按照宋太宗后来给出“金匮之盟”的说法，北宋的第一任“储君”并不是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或者赵德芳，而是晋王赵光义，事实上，这件事也不是宋太宗编造的，赵匡胤篡位的时候儿子年纪尚小，他敢立太子吗，他连明天后天会不会被人刺杀都不知道，所以太子是不敢立的，反而在他遭遇不测后，弟弟立即接手，这才能保证赵家的最大利益。
兄终弟及这一套，不就是为了保证家族利益吗。
可随着赵匡胤登基时间越长，他的儿子也渐渐长大了，他有点“反悔”了，不是太想把皇位交给赵光义。
而另一方面，晋王赵光义以储君的身份在开封发展自己的势力，不仅有众多官员是“晋王党”，就连开封的很多禁军，都站在赵光义这一边，赵匡胤如果想要反悔，那后果也是有点严重的，既然如此，赵匡胤就决定“釜底抽薪”。
既然你的班底都在开封，我搬家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赵匡胤和赵光义才在洛阳吵了起来，赵匡胤以洛阳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保百年基业”，而赵光义以一句“在德不在险”来回怼赵匡胤。
其实赵光义这句话是有些强词夺理了，他和赵匡胤说，皇帝统治应该靠的是道德而不是天险，而事实却是，后来辽人直接从北京杀到澶州，几乎要逼近开封，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只能派寇准到澶州和辽人签订澶渊之盟，不知道当时宋真宗的心里是不是把宋太宗骂得狗血淋头了，跟宋人讲道德，跟辽人讲有用吗?
因此，赵匡胤和赵光义的“迁都”分歧完全是看待主要矛盾的不同。
赵匡胤认为储君问题、外敌问题是主要矛盾。
赵光义则认为内政问题是主要矛盾。
要说错，他俩都没错，因为赵匡胤看的是以后，赵光义看的是眼前，而这里面涉及到的两兄弟斗权、争权则是非常隐晦的了，兄弟二人到底到底有没有撕破脸皮谈储君的问题，历史没有细说，只知道赵光义找哥哥喝了一顿酒后，哥哥第二天就暴毙驾崩了。
光看“烛影斧声”不离奇，但结合迁都之议背后的因果来看，那就不离奇了。
赵匡胤说是暴毙，但更有可能是被人所杀，而凶手是谁，这件事其实不用去查什么线索，还是那句话，谁将成为最大受益者，谁就是凶手。
在赵匡胤驾崩后，他眼看迁都洛阳不成，又闹脾气说要迁都到长安，他的想法是依靠长安的地形来缩减大宋为了弥补开封地形缺陷从而造成的“冗兵”现象。
所谓冗兵，就是兵马太多了，养不起了。
所以赵匡胤的闹脾气，事实上又有着几分深思熟虑在里面，他一直都想解决开封强大漕运对北宋王朝的“绑架”问题，但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也被李符所反对了，最终赵匡胤哪也去不了，大宋的核心也就一直停在了开封。
而开封确实精彩，不论以后的悲惨历史，东京梦华录上的“天上人间”，还有清明上河图，确实是历史最美的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