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李世民与朱棣均以非常规手段登上皇位，但前者敢逼李渊退位，后者却未效仿此举，这一差异背后是政治资本、时代背景与权力结构的深层博弈。
一、李世民的“底气”：功高震主与军事垄断
李世民敢逼李渊退位，核心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军事贡献与政治影响力。唐朝建立过程中，李世民率军击败陇西薛举父子、山西宋金刚、河南王世充、河北窦建德等割据势力，几乎以一己之力奠定唐朝疆域。这种功高震主的地位，使其在军中威望远超太子李建成，甚至令李渊产生“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的忌惮。
更关键的是，李世民通过“天策上将”职位掌握了财政与人才招募权，其秦王府幕僚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构成独立于朝廷的政治集团。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迅速控制禁军，软禁李渊，实际已掌握帝国最高权力。此时逼宫退位，既是巩固权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潜在威胁（如李渊其他庶子）的彻底清除。
二、朱棣的“局限”：藩王身份与威望不足
与李世民不同，朱棣的权力基础存在根本性缺陷。作为朱元璋第四子，朱棣未参与明朝开国战争，其政治资本主要来自就藩北平后的军事积累。尽管他通过北征蒙古、招降乃儿不花等战役提升威望，但与李世民“创业合伙人”的地位相比，仍显薄弱。
朱棣的夺位依赖靖难之役的军事胜利，但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建文帝削藩过急、用人失当，才使朱棣险胜。若效仿李世民逼朱元璋退位，朱棣将面临两大致命风险：
朱元璋的绝对权威：作为开国雄主，朱元璋对藩王的控制远超李渊对儿子的放任。朱棣若公开逼宫，恐遭朱元璋直接镇压。
合法性危机：靖难之役后，朱棣为巩固统治大肆清洗建文旧臣，甚至制造“灭十族”惨案，民间对其得位不正的质疑从未停止。这种威望不足，使其无法像李世民那样通过“名正言顺”的政变完成权力过渡。
三、权力结构的差异：唐朝的“三足鼎立”与明朝的“中央集权”
李世民逼宫成功的另一背景是唐朝初期的权力分散。当时朝廷存在三套班底：李渊的朝廷、李建成的东宫、李世民的秦王府。这种权力制衡为李世民提供了操作空间——他通过政变消灭政敌后，可迅速填补权力真空。而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后已实质性丧失军权，退位成为唯一选择。
反观明朝，朱元璋通过废丞相、设锦衣卫等举措强化皇权，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朱棣即位后，虽延续削藩政策、设立内阁与东厂，但始终未能完全消除对皇权的威胁。这种集权体制下，任何逼宫行为都将直接挑战皇帝权威，风险远高于唐朝。
四、历史评价的镜像：李世民的“宽容”与朱棣的“严苛”
后世对李世民与朱棣的评价差异，也间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选择。李世民夺位后，重用魏徵等政敌旧部，开创“贞观之治”，被视为“千古名君”。这种宽容形象，使其逼宫行为被部分美化为“无奈之举”。
而朱棣的统治风格更为严苛，靖难之役的破坏性、对建文旧臣的残酷镇压，以及生母身份的争议，均使其合法性饱受质疑。这种历史评价的差异，迫使朱棣必须通过更谨慎的方式巩固权力，而非直接效仿李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