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初年的政治星空中，杜如晦以“房谋杜断”的传奇组合闻名于世。作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位列第三的宰相，他不仅以政治智慧辅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轶事典故。这些故事既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也折射出唐代政治生态的复杂与微妙。
武德九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前夕，杜如晦的命运与李世民的帝业紧密相连。彼时，太子李建成忌惮秦王府智囊，以“结党营私”为由将杜如晦与房玄龄逐出长安。然而，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夜，密派尉迟敬德持佩刀潜回长安，将化装成道士的杜如晦接回秦王府。据《旧唐书》记载，杜如晦入府后立即参与策划，提出“以精兵伏于玄武门，待太子入宫则断其归路”的战术。这场政变中，他不仅以谋略确保行动成功，更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稳定政局，为李世民登基铺平道路。
此事件背后，暗藏杜如晦对时局的精准判断。当李建成试图瓦解秦王府势力时，他选择隐忍蛰伏；而当李世民决心一搏时，他又果断现身，这种“进退有据”的智慧，使其成为李世民最信赖的谋士之一。
二、叔侄恩怨：情义与原则的博弈
杜如晦与叔父杜淹的纠葛，堪称唐代家族政治的缩影。杜淹早年投靠王世充，曾建议处死杜如晦的兄长，并将杜如晦之弟杜楚客囚禁。李世民攻下洛阳后，杜淹因罪被判死刑。此时，杜如晦以“同族相残有悖人伦”为由向李世民求情，最终使杜淹免于一死。
这一举动展现了杜如晦的矛盾性：作为政治家，他深知杜淹曾为敌方效力；但作为家族长子，他又无法坐视亲人被杀。李世民对此评价道：“杜如晦重情而不失原则，此乃真君子。”后来，杜淹被召入秦王府，与杜如晦共事，这段恩怨最终化为辅佐明主的佳话。
三、高风亮节：贬谪中的坚守
贞观初年，杜如晦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为远郡小官。在贬所期间，他并未沉沦，反而将精力投入学术与教育。据《全唐文》记载，其住所成为学者云集之地，每日“弟子数百人顶礼受教”，甚至培养出王宣等后来成为方以智启蒙老师的学者。
这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令唐太宗深感敬佩。不久后，杜如晦被召回朝廷，恢复尚书右仆射之职。李世民曾感慨：“杜如晦贬官而不改志，此乃国之栋梁。”这段经历也印证了《论语》中“君子固穷”的品格，使其在士林中声望更隆。
四、碑文之托：君臣情深的见证
贞观四年（630年），杜如晦病逝，年仅四十六岁。唐太宗悲痛欲绝，不仅废朝三日，更亲撰诏书令虞世南撰写碑文。诏书中写道：“朕与如晦情义深重，今其不幸病逝，追念旧功，不胜哀恸。”更令人动容的是，太宗此后每年忌日均派官员慰问杜如晦家属，赏赐如前。
据《贞观政要》记载，太宗曾因食瓜味美而突然悼念杜如晦，遂“辍食之半，遣使奠于灵座”。这种超越君臣的私人情感，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唐太宗待杜如晦，非仅以臣视之，实以友待之。”
五、后世评价：从“谋定天下”到“良相典范”
杜如晦的历史地位，在后世评价中不断升华。唐代史官将其与房玄龄并称“房谋杜断”，认为二人“相须而成，俾无悔事”。《旧唐书》赞其“材推栋梁，谋猷经远”，《新唐书》则称他“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宋代以后，杜如晦的形象逐渐符号化。明代《贞观政要》将其列为“贞观名臣”之首，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更以“智断千钧”四字概括其政治风格。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杜如晦之断，实为唐代文官集团从门阀政治向科举政治转型的关键。”
六、文化传承：从轶事到精神符号
杜如晦的轶事典故，在后世文学作品中被反复演绎。元代杂剧《玄武门》将其塑造为“智勇双全”的谋士形象，明代小说《隋唐演义》则通过“杜如晦割指惩恶”的情节，强化其刚正不阿的品格。这些艺术加工虽与史实有出入，却反映了民间对“清官智囊”的集体想象。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杜如晦所代表的“谋断结合”政治智慧，成为后世评价宰相的重要标准。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以“房杜之才”自勉；明代张居正改革中，亦强调“谋定而后动，断准而后行”，可见杜如晦的政治遗产已超越时代，成为中华文化中“智者”形象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