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7年，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相继攻陷洛阳、长安，中原大地陷入空前的动荡。值此危局，琅琊王司马睿在南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于长江下游的建康城重建晋朝政权，史称“东晋”。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原汉族政权在南方的延续，更奠定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核心地位。
一、永嘉南渡：从洛阳到建康的战略转移
西晋末年，司马睿作为宗室成员，于公元307年奉命出镇建康（今江苏南京）。此时的长安、洛阳已因战乱沦为废墟，而建康凭借长江天险与江南经济的繁荣，成为北方士族南迁的理想避难所。据《晋书》记载，司马睿在琅琊王氏领袖王导的辅佐下，以“清静为政”的策略笼络江南士族，同时接纳大量南迁的北方士族，形成“侨吴士族共治”的政治格局。至公元316年西晋灭亡时，司马睿已实际控制扬州、荆州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建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建康定都：避讳制度下的历史抉择
公元317年三月，司马睿在群臣劝进下称晋王，改元“建武”，正式拉开东晋立国的序幕。其定都地点的选择极具历史深意：
地理优势：建康地处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北依长江天险，南连太湖流域，既可抵御北方政权南侵，又能依托江南富庶经济维持政权运转。
历史延续：建康前身为三国东吴都城“建业”，西晋灭吴后改称“建邺”。司马睿为避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之名讳，依《春秋》“二名不偏讳”之礼，将“建邺”更名为“建康”，既保留了地名传承，又彰显政权合法性。
政治象征：定都建康标志着晋朝法统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司马睿通过“衣冠南渡”重塑了中原正统的形象，为东晋百年偏安提供了文化认同基础。
三、王与马共天下：士族政治的典型样本
东晋立国之初，司马睿的皇权高度依赖士族支持。琅琊王氏的王导主政中枢、王敦掌控荆州军事，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这种权力结构虽削弱了皇权，却也维持了政局稳定：
经济基础：北方士族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如牛耕、铁器）与江南水田开发相结合，推动建康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据《建康实录》记载，东晋时期建康人口逾百万，商业区“长干里”绵延数里，海外贸易远达东南亚。
文化融合：士族南迁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建康成为玄学、佛教、文学艺术的中心。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陶渊明的田园诗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峰。
军事防御：依托长江防线，东晋多次击退北方政权进攻。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中，谢安、谢玄率领的北府兵以少胜多，彻底粉碎了前秦苻坚统一南方的企图，确保了东晋政权的延续。
四、历史回响：建康作为六朝古都的奠基
东晋定都建康，开启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辉煌历史。此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均以建康为都，历时272年。这一时期，建康城不断扩建，形成了“台城”为核心、三重城墙环绕的庞大都城体系，其规模甚至超越同时期的罗马城。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感慨“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正是对建康作为南方政权象征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