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宣武帝元恪（483-515年）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孝文帝元宏次子，母亲为文昭皇后高照容。其成长轨迹与北魏汉化改革深度交织：异母兄元恂因反对迁都洛阳、抵制汉化被赐死，元恪则于太和二十一年（497年）被立为皇太子，成为孝文帝“全盘汉化”战略的继承者。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病逝于南征途中，17岁的元恪在鲁阳即位，开启长达16年的统治。
亲政之路：扳倒辅政集团的权力博弈
元恪初登基时，朝政由咸阳王元禧、尚书令王肃等“六辅”集团把持。元禧独揽禁军权力，甚至试图控制皇帝，引发元恪与领军将军于烈的联手反击。景明二年（501年），元恪借祭祀之机，派于烈率禁卫军逮捕元禧等辅政大臣，正式亲政。此后，他通过诛杀元禧、元勰、元愉等宗室亲王，削弱贵族势力，巩固皇权，但此举也埋下宗室离心、朝局动荡的隐患。
军事扩张：南北对峙中的疆域突破
元恪延续孝文帝的扩张战略，对南朝发动多次大规模战役：
西线战场：正始元年（504年）夺取南梁汉中，次年进军巴蜀，攻克剑阁、涪城，益州十三郡归附，北魏疆域南推至长江上游。
东线战场：景明四年（503年）至永平二年（509年）间，通过钟离、义阳之战，将战线延伸至淮河以南，设立郢州，形成扬州、荆州、益州连片数千里的南方重镇。
北方防御：正始元年（504年）击退柔然12万骑兵入侵，采纳源怀建议增筑九座戍城，构建“闲时劝农、战时征讨”的边防体系，终其一世柔然不敢犯边。
城市革新：洛阳城的国际化蜕变
元恪将北魏都城洛阳扩建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开创“坊市制”都城布局：
三重城圈：外郭城、内城、宫城层层嵌套，外郭城内设320个里坊及大市、小市、四通市等商业区，形成严格的居住与商业分区。
国际化枢纽：设立四夷馆接待归降的南朝及西域使节，吸引波斯、大秦（东罗马）等国商旅，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心。
文化象征：扩建太学、国子学，树立“小学于四门”，推动儒学与佛教并盛，为隋唐都城制度奠定基础。
制度变革：矛盾中的政策调整
废除“子贵母死”：元恪因笃信佛教，于景明三年（502年）废除北魏立储必杀生母的残酷制度，使宣武灵皇后胡氏得以存活，却间接导致后世外戚专权。
经济改革：在淮河流域推行“士卒屯田”，令士兵春播秋收，保障军粮供应；设立四通市等贸易区，促进商品经济繁荣。
宗教政策：颁行“景明之禁”，限制佛教寺院扩张，但个人崇佛仍导致国库耗损，民间怨声载道。
衰落危机：外戚专权与统治崩塌
元恪统治后期，外戚高肇（高照容侄子）通过联姻掌控朝政，大肆打压宗室与异己，导致“朝政日暗，贪腐成风”。延昌四年（515年），元恪因长期沉溺佛事与政务劳累，病逝于式乾殿，终年33岁。其子元诩继位后，高肇势力虽被清除，但北魏已陷入宗室叛乱、农民起义的泥潭，最终分裂为东魏与西魏。
历史评价：盛世余晖下的复杂遗产
元恪在位期间，北魏疆域达至极盛，洛阳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其扩建都城、改革制度之举影响深远。然而，他过度依赖军事扩张消耗国力，后期又放任外戚专权，使孝文帝的汉化成果蒙上阴影。陈寿《三国志》虽未涉北魏，但《魏书》评价其“宽裕恭俭，出于自然”，而“亲任宵小”则成为其治世的致命伤。元恪的统治，既是北魏黄金时代的尾声，也是乱世序曲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