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朝堂上一位身着紫袍的宰相正执笔批阅奏章，他便是历经后周、北宋两代四朝的王溥。这位出身太原王氏的士大夫，以32岁登相的传奇经历，开创了“会要体”史书的先河，更以政治智慧在五代乱世中书写了文臣转型的典范。
一、乱世崛起：从状元到宰相的仕途跃迁
后唐末年，战乱频仍的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走出一位少年。王溥自幼饱读诗书，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以甲科进士第一名及第，时年26岁。初任秘书郎期间，他因整理经籍图书的严谨态度，赢得后周太祖郭威的赏识，被辟为幕僚参与平定河中叛乱。
广顺三年（953年），31岁的王溥迎来人生转折。当郭威病重召见学士拟旨时，他以“中书侍郎、平章事”的任命打破常规，成为后周最年轻的宰相。史载郭威临终前紧握其手：“朕无忧矣。”这一场景，既是对其能力的认可，也预示着五代文臣将迎来新的政治舞台。
在周世宗柴荣时期，王溥的政治智慧愈发凸显。显德元年（954年）高平之战，当冯道等老臣反对亲征时，唯有他力挺柴荣御驾亲征，最终大败北汉。此后，他举荐向拱平定秦凤二州，被世宗赞为“择帅成边功者”。更在世宗病逝前，以“李崧蜡书案”的精准判断，为被诬陷的大臣平反，展现其政治敏锐性。
二、政治智慧：五代乱世的生存法则
王溥的政治生涯，始终贯穿着“以退为进”的智慧。显德四年（957年）父丧期间，他四次上表请求守丧满期，虽遭世宗斥责，却以入朝谢罪化解危机。这种对传统礼法的坚守，既维护了士大夫尊严，又避免了政治风险。
北宋建立后，面对赵匡胤的笼络，王溥展现出高超的平衡术。他率先率百官拜谒新君，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又通过献宅园取悦赵匡胤，在乾德二年（964年）罢相后，仍以太子太保身份保持影响力。宋太祖特许其“一品官班位列东西向”的殊荣，正是对其政治地位的肯定。
在处理家庭关系时，王溥同样体现政治智慧。当其父王祚以宿州防御使身份接受朝臣拜访时，他刻意着朝服侍奉左右，既维护父亲颜面，又避免“子贵父卑”的尴尬。这种对传统伦理的尊重，使其在五代武夫专权的环境中得以自保。
三、史学革命：会要体的开创与传承
在繁忙的政务之余，王溥将学术追求推向新高度。他继承唐代苏冕《会要》体例，编纂《唐会要》百卷，系统梳理唐代289年间的典章制度。该书首次采用“事类中心”的编纂方式，将514个事目按政治、经济、文化分类，保存了大量《旧唐书》《新唐书》未载的原始档案。
更值得称道的是《五代会要》的创作。作为亲身经历五代乱世的史学家，他打破朝代界限，以三十卷篇幅展现各项制度在乱世中的延续与变异。书中对“武夫乱政”“赋役繁重”的记载，为北宋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清代四库馆臣评价其“务核典章制度之要，可与《通典》相为表里”。
这种开创性的史学方法，深刻影响了后世。南宋徐天麟据此编纂《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官方设立“会要所”专修《宋会要》，元明清各代均沿袭此体例，形成完整的制度史研究体系。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大量参考《五代会要》，足见其学术价值。
四、历史回响：文治精神的永恒启示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61岁的王溥病逝于东京（今河南开封）。朝廷停朝两日，赠侍中，谥“文献”，其子王贻孙等延续家学传统，形成“太原王氏”的学术脉络。这位历经两代四朝的宰相，其政治智慧与学术成就相得益彰，成为五代文臣转型的典范。
在当代视角下，王溥的遗产具有多重价值。他开创的会要体史书，为研究唐宋制度变迁提供了系统资料；其“以道事君”的政治理念，彰显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而将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结合的路径，更启示后世：真正的智慧在于把握时代脉搏，将个人才能与历史需求相结合。
从并州祁县的寒门学子到两代四朝的宰相，从科举状元到史学大家，王溥的一生印证了“文化传承与政治稳定相辅相成”的历史规律。在当今社会，这种将学术深度与政治智慧结合的精神，依然为知识分子提供着宝贵的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