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的鲁国，一位名叫公仪休的宰相以清正廉洁的品格名垂青史。他既无赫赫战功，也无惊世改革，却凭借“嗜鱼拒鱼”的自律与“拔葵去织”的远见，成为儒家典籍与历代政治人物推崇的清廉典范。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以“奉法循理，百官自正”八字概括其为官之道，而其背后的故事，更揭示了古代官员如何以智慧与定力坚守底线。
一、嗜鱼拒鱼：以小见大的廉政智慧
公仪休对鱼的喜爱近乎痴迷。据《史记》记载，他曾在府中修建方池，闲暇时注目池鱼，甚至“拍手抚掌、低声哼唱”。然而，当有人投其所好送来上等鲜鱼时，他却断然拒绝。送鱼者不解：“闻君嗜鱼，何故不受？”公仪休的回答堪称廉政箴言：“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
这一拒绝并非矫情，而是对权力风险的精准预判。公仪休深知，收下一条鱼便意味着受制于人，今日能送鱼，明日便能求官，最终难免“贪赃枉法，被免相位”。他以“恃人不如自恃”的清醒，将个人爱好与权力边界彻底切割。这种“防微杜渐”的智慧，在《韩非子》中被提炼为“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成为后世官员拒绝贿赂的经典范式。
二、拔葵去织：不与民争利的治国哲学
公仪休的清廉不仅体现在拒收贿赂，更在于他对“官民利益”的深刻理解。某日，他品尝家中菜园的葵菜后，竟下令拔光园中作物；见妻子织布精良，又当即休妻并焚毁织机。旁人惊愕，他却道：“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
这一看似不近人情的举动，实则蕴含着朴素的经济学原理。春秋时期，百姓赖以生存的便是种菜、织布等手艺。若官员凭借特权自给自足，必然挤压底层民众的生计，最终动摇社会稳定。公仪休以“受大者不得取小”的准则，要求官员“食禄者不与下民争利”，其思想与西汉董仲舒“限民名田”的主张遥相呼应，更与现代“反对垄断、保护民生”的理念不谋而合。
三、为官风范：从自律到制度的清廉传承
公仪休的清廉并非个人德行的孤立闪光，而是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为官准则。他执政期间“奉法循理，无所变更”，以制度约束权力：
司法公正：他严格依法办事，杜绝“肆意妄为”，使百官“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廉政示范：他公开拒绝送鱼者，以行动教育官员“不妄取小惠”，其弟子子明曾问：“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公仪休以“受鱼则免相”的利害分析，将个人选择升华为官场共识。
这种“自律+他律”的模式，使鲁国官场形成了“不与民争利”的风气。董仲舒在《汉书》中盛赞其“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印证了清廉官员对政治生态的深远影响。
四、历史回响：从春秋到现代的廉政启示
公仪休的故事穿越两千余年，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警惕“温水煮青蛙”：从一条鱼到万贯财，腐败往往始于“小节不慎”。公仪休的“嗜鱼拒鱼”警示后人，权力监督需防微杜渐。
平衡官民利益：从“拔葵去织”到“反垄断法”，如何界定公权力边界、保障民生，始终是治国核心命题。
清廉文化的传承：从《史记》到当代“清廉机关”建设，公仪休的象征意义已超越个人，成为一种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