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的动荡岁月中，刘伯温（刘基）以“神机妙算”闻名于世，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建立明朝。然而，这位开国元勋却在功成名就后两次选择还乡，其背后既有对政治生态的深刻洞察，也暗含着对个人命运的无奈抉择。
一、第一次还乡：元末乱世中的归隐与出山
1. 元朝末年的失意归隐
刘伯温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兵法与性理之学，元至顺四年（1333年）中进士后，历任高安县丞、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等职。然而，元朝末年官场腐败，叛乱四起，朝廷以安抚退让为主，令刘伯温深感“有志难伸”。他曾在诗中自述“匣中明珠待善价”，却因“天下无道”而选择归隐青田山中，闭门著述《郁离子》，以寓言故事表达对时局的批判。这一时期的归隐，既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体现，也是对元朝统治彻底失望后的主动抽离。
2. 朱元璋的“三顾茅庐”与再出山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听闻刘伯温之才，以重礼相邀。刘伯温初未应允，直至朱元璋派孙炎撰文劝说，方被其诚意打动，出山辅佐。他提出“时务十八策”，为朱元璋制定“先灭陈友谅，再平张士诚”的战略，并在鄱阳湖之战中以火攻之计大败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奠定明朝基业。此后，他又以测字之法阻止朱元璋滥杀福建叛乱者，展现其仁政理念。这一阶段的刘伯温，以“匡扶明主”为己任，将个人抱负寄托于朱元璋的帝业。
二、第二次还乡：明朝建立后的激流勇退
1. 功高震主与派系斗争的危机
明朝建立后，刘伯温虽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但始终未被朱元璋视为“嫡系”。淮西勋贵集团（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与浙东集团（以刘伯温、宋濂为首）的矛盾日益尖锐。刘伯温刚正不阿，多次直谏朱元璋，得罪权臣胡惟庸。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刘伯温为诚意伯，却未授予丞相之职，暗示其政治地位的边缘化。此时，刘伯温已意识到“狡兔死，走狗烹”的危机，遂于洪武四年（1371年）以“年老体衰”为由，主动辞官归隐青田。
2. 马皇后的“枣梨”暗示与朱元璋的默许
据传，马皇后因怜惜刘伯温遭胡惟庸陷害，派人送去一篮水果，内藏两颗枣子与一个梨，谐音“早早离”。刘伯温会意后，连夜上书请求告老还乡。朱元璋虽表面挽留，实则默许其离开，既可削弱浙东集团势力，又避免直接背负“诛杀功臣”的恶名。这一时期的还乡，是刘伯温对政治风险的主动规避，也是对朱元璋猜忌的无奈妥协。
3. 隐居期间的政治余波与最终结局
刘伯温归隐后，仍被胡惟庸以“谋占王气之地”为由诬陷。朱元璋剥夺其俸禄，迫使其进京谢罪。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派胡惟庸探视病中的刘伯温，后者服药后病情加重，最终郁郁而终。这一结局印证了明史专家孟森的判断：“诚意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刘伯温的第二次还乡，本质上是试图以退为进，保全家族性命，却仍未能逃脱权力斗争的漩涡。
三、还乡背后的深层逻辑：士大夫的生存智慧
1. 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冲突
刘伯温一生秉持儒家“民本”思想，其《郁离子》中“狙公篇”以猕猴故事讽喻君主不可竭泽而渔，体现对仁政的追求。然而，朱元璋的集权倾向与苛政手段（如滥杀功臣、设立锦衣卫）与其理念背道而驰。刘伯温的还乡，既是理想破灭后的自我保护，也是对专制皇权的无声抗议。
2. 功臣集团的生存法则
明朝初年，朱元璋通过“胡蓝之狱”清除异己，巩固皇权。刘伯温作为非嫡系功臣，其“激流勇退”符合历史规律。对比徐达、汤和等主动交还兵权的将领，刘伯温的选择更具文人色彩——以归隐著述（如修订《元史》、完善历法）延续政治影响力，同时避免正面冲突。
3. 地方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延续
刘伯温归隐后，仍心系家乡发展。相传洪武年间大旱，他借进献“香菇盒”（“盒”谐音“河”）劝谏朱元璋开河救灾，并推动处州香菇成为贡品，促进地方经济。这种“身在江湖，心系庙堂”的姿态，既保持了士大夫的责任感，也为其身后赢得“造福家乡”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