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以雄才大略统一三国，开创“太康之治”，却在选择继承人时陷入两难：明知次子司马衷智力平庸，仍坚持立其为太子。这一看似矛盾的决策，实则是宗法制度、政治博弈与家族情感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自西周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古代中国皇权传承的核心法则。司马衷虽非长子，但其兄司马轨早夭，使他成为实际上的嫡长子。司马炎深知，若废长立幼，不仅违背礼法，更可能引发宗室动荡。其父司马昭曾因宠爱幼子司马攸而动摇世子之位，司马炎本人亦通过激烈斗争才确立继承权。这段经历让他对嫡长子制度的稳定性有深刻认知——打破传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动摇新朝根基。
泰始十年（274年），司马炎发布严令禁止妾侍之子争夺嫡位，进一步强化嫡庶之别。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司马衷地位的巩固，更是向朝野传递信号：晋朝皇位必须严格遵循嫡长子顺序继承，任何庶子不得觊觎。
二、外戚与士族的双重博弈
司马衷的生母杨艳是司马炎结发妻子，出身弘农杨氏这一顶级门阀。杨艳临终前，为保儿子地位，力荐堂妹杨芷为继后，形成“杨氏双后”的强大外戚集团。司马炎虽对司马衷不满，但面对杨氏家族的势力，不得不权衡利弊——废太子可能引发外戚反弹，威胁政权稳定。
与此同时，司马衷的妻子贾南风出身河东贾氏，另一支士族豪门。司马炎通过联姻拉拢贾氏，试图平衡宗室与士族的力量。若废司马衷，可能打破现有政治平衡，引发士族不满。正如历史学者所言：“晋朝的建立依赖士族支持，皇位传承需兼顾各方利益，而非单纯以能力论。”
三、贾南风的“代笔”与司马遹的“救场”
司马炎曾多次试探司马衷的能力。泰始年间，他召集东宫官员设宴考校太子，贾南风暗中安排人代答，以直白语言而非引经据典完成答卷，成功蒙混过关。这一事件暴露出司马衷的缺陷，却也反映出贾南风集团的干预能力——他们有能力为太子“包装”形象，维持表面合格。
真正让司马炎彻底打消废储念头的，是司马衷之子司马遹。司马遹自幼聪慧，五岁时见宫中猪肥硕，便建议杀猪犒劳群臣，令司马炎惊叹其“有司马懿之风”。司马炎将司马遹养在身边，视为家族希望，甚至公开表示：“此儿当兴我家。”在司马炎的规划中，司马衷虽能力不足，但可作为过渡君主，待司马遹成年后传位，实现“隔代传承”的稳定局面。
四、司马炎的“未竟之志”与历史教训
司马炎晚年，朝政逐渐被贾充、杨骏等权臣把持，他或许已意识到司马衷难以掌控局势。但此时更换太子已为时过晚：司马衷的嫡长子身份、杨氏与贾氏的外戚支持、司马遹的“储备君主”地位，共同构成一个难以打破的权力结构。
更关键的是，司马炎本人通过非嫡长子身份继位，深知“废长立幼”的争议性。若他废司马衷而立其他儿子（如聪慧的秦王司马柬），不仅违背自己坚持的嫡长子制度，更可能被解读为对父亲司马昭决策的否定——当年司马昭曾欲立司马攸为世子，最终因何曾、裴秀等人劝说才改立司马炎。司马炎的继承权本身充满争议，他必须通过立嫡长子来强化自身合法性，避免历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