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初唐政坛与书坛的双重坐标，褚遂良（596-658）的一生交织着权力博弈与艺术革新。后世对其评价呈现多维镜像：既称颂其"唐楷教主"的艺术地位，亦铭刻其"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政治气节。透过历史典籍与书法墨迹，这位集政治家、书法家、谏臣于一身的复杂人物，在轶事典故中显露出鲜活的历史肌理。
一、后世评价：艺术丰碑与政治风骨的双重塑造
（一）书法史上的"教化主"地位
清代学者刘熙载在《书概》中以"唐之广大教化主"定论褚遂良，揭示其作为唐楷奠基者的历史坐标。其笔法体系直接滋养了颜真卿、徐浩等大家——颜真卿得其筋骨，徐浩承其血肉，薛稷、钟绍京等亦在其影响下形成独特风格。褚遂良的书法创新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将魏碑的雄浑与二王的妍美熔铸一炉，创造出"骨肉匀停、刚柔相济"的褚体，使楷书从欧阳询的险峻、虞世南的宽和走向多元发展。宋代米芾虽以刻薄著称，却独对褚书推崇备至，赞其"九奏万舞，鹤鹭充庭"，足见其艺术感染力。
（二）政治史中的"谏臣"典范
《旧唐书》以"临大节而不可夺"概括褚遂良的政治品格。他在唐太宗临终时受命辅政，面对高宗李治欲立武则天为后的危机，以"还笏"之举践行士大夫气节。当长孙无忌、李勣因身份顾虑退缩时，褚遂良挺身而出："臣出自布衣，受太宗宠遇，今正是报恩之时。"此言既显其政治智慧，更凸显其道德担当。后世将其与魏徵并称，视为贞观之治精神在永徽年间的延续。
二、轶事典故：权力场域中的性格显影
（一）"还笏"事件：士大夫的终极抗争
永徽六年（655）的立后之争，将褚遂良的政治人格推向极致。面对高宗"武氏曾侍先帝"的质疑，他以三重逻辑展开反驳：其一，引太宗遗命"佳儿佳妇付卿"强调程序正义；其二，以"千载之后何以评说"警示历史评判；其三，以"还笏归田"的决绝姿态表明立场。当高宗命人拖出褚遂良时，武则天在帘后怒吼"何不扑杀此獠"，此细节既暴露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也反衬出褚遂良"以死谏君"的悲壮。
（二）书法鉴定：权力与艺术的微妙交织
作为王羲之书法的权威鉴定者，褚遂良在《右军书目》中记录了228件羲之真迹，其"得王之意趣"的评价被南唐后主李煜引用。这种专业能力使其成为太宗艺术顾问，却也卷入政治漩涡。当李世民欲封禅泰山时，褚遂良以"今岁凶歉"劝阻，既展现其治国才干，也暗示艺术修养与政治判断的内在关联。
（三）笔墨轶事：文人雅趣中的性格侧写
《书断》记载褚遂良与虞世南的对话颇具趣味。当被问及与智永禅师书法谁更优时，虞世南以"一字值五万"暗示市场价值，褚遂良则追问自身特色。虞世南最终点破："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此对话既反映唐代书法市场的繁荣，也揭示褚遂良对艺术价值的执着追求。另据《唐会要》，他管理弘文馆时，以"馆主"身份推动书法教育，培养出一批书法精英。
三、历史回响：艺术精神与政治气节的永恒对话
褚遂良的书法与政治生涯构成互文关系：其《雁塔圣教序》中"婉媚遒逸"的笔触，恰似他在权力漩涡中的进退智慧；而《孟法师碑》的"古雅绝俗"，则暗合其"不随流俗"的政治操守。神龙政变后，中宗为其平反并配享高宗庙庭，凌烟阁画像的殊荣，标志着官方对褚遂良历史地位的最终认定。
在当代书法教育中，褚遂良的《倪宽赞》墨迹本被视为"学褚楷上佳字帖"，其"提笔空、运笔灵"的技法要诀，至今仍是初学者的重要范本。这种艺术生命的延续，恰是对其"教化主"地位的最好注脚。而他在立后之争中展现的"以死谏君"精神，更成为后世士大夫"文死谏"的精神原型。
从贞观殿的谏议大夫到雁塔下的书法圣手，褚遂良用一生诠释了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范式。当我们在台北故宫凝视《倪宽赞》的墨迹时，那些"瘦硬清挺"的笔画间，依然跃动着一位初唐士大夫的政治热血与艺术灵魂。这种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或许正是历史对褚遂良最深刻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