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胡乱华、西晋崩塌的动荡岁月里，司马睿如一颗在狂风中摇曳的烛火，凭借着智慧与隐忍，在江南之地点燃了东晋的希望之火。然而，这团火自燃起便带着与生俱来的脆弱，在门阀士族的阴影下艰难闪烁，最终在忧愤中黯然熄灭。
乱世飘零：从边缘宗室到南渡先驱
司马睿出身西晋皇室疏族，身为司马懿曾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在宗室中地位并不显赫。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晋惠帝司马衷昏庸无能，引发“八王之乱”，西晋王朝陷入内耗深渊。司马睿身处这场风暴中心，却因无兵无权，只能选择恭俭退让，尽量避免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
在“八王之乱”的激流中，司马睿曾随东海王司马越讨伐成都王司马颖。荡阴之战，司马越兵败，司马睿也在战乱中历经艰险，险些丧命于黄河渡口。回到洛阳后，他迅速接出家眷，返回琅邪封国，远离了洛阳这个是非之地。
永兴二年（305 年），司马越起兵下邳，准备西迎晋惠帝，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司马睿受命后，邀请王导为司马，开启了与琅邪王氏合作的篇章。王导出身北方头等士族琅邪王氏，与司马睿的封国相邻，二人志同道合，一拍即合。
永嘉元年（307 年），司马睿在王导的建议下，偕王导渡江至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此时，西晋王朝在永嘉之乱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北方大地陷入胡族的铁蹄之下。司马睿在江南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面临着诸多挑战。他听从王导“优礼南北士族”的策略，积极结交江左士族，任命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重用江东豪族，同时对南下的流民统领授予要职，以此获得他们的支持。在他的努力下，东晋政权逐渐在江南立足，成为北方士民的避难之所。
君臣共治：“王与马，共天下”的困局
建兴五年（317 年），晋愍帝被汉赵军俘获，西晋灭亡。司马睿在晋朝贵族与江东大族的支持下，于建武元年（317 年）称晋王，改元建武。太兴元年（318 年），得知晋愍帝死讯后，司马睿正式即皇帝位，史称晋元帝，东晋王朝正式建立。
然而，司马睿的登基并非一帆风顺。他在皇族中声望不足，势力单薄，为了稳定政权，不得不极度依赖王氏家族等南北士族的支持。王导被司马睿任命为宰相，执掌朝政，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王导也尽心辅佐司马睿，运用策略使南北方士族决意拥护司马睿，稳定了东晋政权。司马睿对王导十分感激，称他为“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萧何”。
但这种君臣共治的局面背后，隐藏着深深的隐患。琅邪王氏家族势力庞大，王敦控制着长江中游的兵权，朝中四分之三的官员是王家的人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王家在南朝时期甚至出了八位皇后，其权势可见一斑。司马睿逐渐对这种“主弱臣强”的局面感到不满，他渴望振兴皇权，摆脱王氏家族的控制。
权力挣扎：反抗与失败的悲歌
为了削弱王氏家族的势力，司马睿重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人，推行以法御下、调整中枢、搜括户口、加强军权等一系列举措。他试图通过这些改革，排斥削弱王氏兄弟，重新掌握朝廷大权。
永昌元年（322 年），素有野心的王敦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直扑建康。王导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中协助王敦。王敦的军队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入建康，杀死了戴渊等司马睿的亲信，刘隗则投奔了石勒。司马睿一败涂地，无奈之下，他“脱戎衣，著朝服”对王敦说：“你如果想当皇帝，早和我说啊，我把皇位让给你，还当我的琅邪王去。何苦让百姓跟着受苦呢？”这番近似哀求的话，并没有抚平王敦的野心。
不久，王敦自封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司马睿虽然名义上还是皇帝，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徒具虚名的傀儡，朝中任何事情都由王敦做主。王敦看到太子司马绍有勇有谋，便想以不孝而废之，后因百官皆不从而作罢。四月，王敦还师武昌，遥控朝政。
忧愤离世：乱世悲歌的终章
司马睿见无法动摇王氏的权势，自己名为天子，号令却不出宫门，心中充满了忧愤和无奈。他渐渐忧愤成病，卧床不起。在病榻之上，他想到大臣中只有司徒荀组对自己比较忠顺，便任命他为太尉兼领太子太保，打算让他参与朝政，钳制王导。然而，司徒荀组受任不久就病死，这无疑是对司马睿的沉重打击，让他的病情更加严重。
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初十日（323 年 1 月 3 日），司马睿在忧愤中病逝，终年 47 岁，在位 6 年。他死后，谥号元皇帝，庙号中宗，葬于建平陵（江苏江宁），遗诏由太子司马绍继位。
司马睿的一生，是在门阀政治背景下皇权不振的悲情写照。他在乱世中凭借智慧和隐忍建立了东晋政权，延续了晋祚，为北方士民提供了避难之所，奠定了南朝数百年的基业。然而，由于皇室疏宗的出身背景和门阀政治的现实格局，他始终未能真正掌握大权，最终在与权臣王敦的斗争中失败，忧愤而终。他的经历，既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特点的集中体现，为后世研究东晋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