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襄樊之战，以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壮举开场，却以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悲剧收尾。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三国格局，更因刘备未派援军引发千年争议。结合《三国志》《读通鉴论》等史料，可从战略困局、情报失灵、内部裂痕与政治博弈四个维度，还原这场历史悲剧的必然性。
一、战略困局：汉中消耗下的资源透支
汉中之战（217-219年）是刘备集团巅峰之战，却也是资源透支的起点。此战中，刘备倾尽益州之力，据《三国志·杨洪传》记载，诸葛亮为筹措军资“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益州“户户挂孝，家家戴白”。曹操撤离时“拔汉中民数万口”，导致刘备虽得空城，却需耗费巨资重建防线。
此时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本意是配合刘备战略，却陷入两难：若撤军，前期战果尽失；若进攻，需持续增援。而刘备集团已无机动兵力——汉中防线需五万精锐驻守，成都至汉中补给线长达千里，若再抽调益州兵力驰援荆州，恐重蹈袁绍官渡之败的覆辙。
二、情报失灵：一千公里外的信息黑洞
关羽败亡的关键时间线显示：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徐晃破关羽十重鹿角；十一月，吕蒙白衣渡江；十二月，关羽退至麦城。而刘备驻军成都，与荆州相隔一千余公里，按古代驿站传递速度，紧急军情需半月方达。
更致命的是情报误判。前期关羽连战连捷，刘备收到的皆是捷报，直至江陵失守的消息送达时，关羽已败于徐晃，退路已被东吴截断。这种“胜利惯性”导致刘备集团未能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正如章太炎在《訄书》中指出：“（刘备）直以意突耳”，反映出对战场突变缺乏预案。
三、内部裂痕：监军体系与将领背叛
刘备为制衡关羽，在荆州布下双重保险：以妻舅糜芳守江陵、同乡士仁守公安，二人直属于刘备而非关羽。这种安排本为监督，却成为致命漏洞。
糜芳投降：作为刘备集团元老，糜芳的背叛超出所有人预料。其投降动机复杂：一是关羽“轻傲士大夫”的性格导致矛盾激化；二是江陵城内东吴间谍渗透，据《云别传》记载，孙权曾暗中收买荆州官吏。
刘封拒援：上庸守将刘封按兵不动，表面是“山郡初附”的客观限制，实则暗含刘备集团内部派系斗争。刘封作为刘备养子，与关羽存在权力竞争，其不作为暴露出荆州军团与益州本部的隔阂。
四、政治博弈：孙刘联盟的彻底破裂
孙权集团对荆州的觊觎从未停止。赤壁之战后，通过“湘水划界”暂缓矛盾，但吕蒙“取荆州全境”的战略目标始终未变。建安二十四年，曹操为离间孙刘，故意将孙权求降书送至关羽手中，此举虽未直接导致关羽撤军，却暴露出三国博弈的复杂性。
刘备未救援的深层原因，在于对孙权战略转向的误判。他或许认为孙权会顾忌《隆中对》中“外结好孙权”的盟约，却未料到吕蒙会以“白衣渡江”这种非常规战术突袭。这种误判，本质上是刘备集团对东吴政治文化认知的缺失——孙权为夺荆州，可牺牲鲁肃的联刘抗曹战略，亦可承受偷袭盟友的道德代价。
五、历史反思：战略失误的必然性
关羽之败，本质是《隆中对》“跨有荆益”战略的破产。该战略要求荆州军团既能自保又能北伐，却忽视了三个致命缺陷：
地理割裂：荆州与益州相隔三峡，通信补给困难，难以形成战略协同。
将领局限：关羽长于野战而短于治民，据《三国志·廖立传》记载，其“作军无法”，导致后方守备薄弱。
盟友背叛：孙权集团为夺荆州，可联合死敌曹操，这种利益驱动下的联盟重组，超出刘备集团的政治想象力。
刘备未救援关羽，非因“借刀杀人”的阴谋，而是战略资源透支、情报系统失灵、内部监控失效与政治误判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场悲剧揭示出：在冷兵器时代，地理屏障、情报速度与人性复杂度，往往比战场谋略更能决定历史走向。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叹：“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信羽，明矣”，然纵有千般信任，终难逆料人心向背与历史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