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210年），东吴南郡太守周瑜在整军西征益州的途中，于巴丘（今湖南岳阳）骤然病逝，年仅36岁。这位赤壁之战的指挥者、东吴军事体系的奠基人英年早逝，不仅改变了孙刘联盟的权力格局，更成为刘备集团突破战略困境的关键转折点。从地缘政治、军事博弈到联盟关系三个维度，周瑜之死为刘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一、地缘困局的突破：从边缘到核心的跨越
周瑜生前牢牢掌控着南郡这一战略要地。作为荆州北部的门户，南郡扼守长江中游，北接曹操控制的襄阳，南连刘备占据的荆南四郡。周瑜在南郡之战中击败曹仁后，虽将江南部分区域划归刘备，但始终拒绝将江陵城这一核心据点移交。这种布局使刘备集团被压缩在长江南岸的公安等狭小区域，难以向北拓展。
周瑜去世后，继任者鲁肃基于“联刘抗曹”的战略考量，力主将南郡借予刘备。此举使刘备获得三个关键优势：其一，控制长江航道中段，形成与东吴“共治长江”的格局；其二，以江陵为跳板向西进取益州，完成《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其三，缓解与东吴的领土争端，为后续借道伐蜀创造条件。历史证明，正是南郡的易手，使刘备得以在214年顺利入主成都，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础。
二、军事压力的消解：从遏制到松绑的转变
周瑜对刘备集团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多次向孙权建议：其一，以“质子”方式软禁刘备，剥夺其独立行动能力；其二，分化关羽、张飞等猛将，削弱刘备军事核心；其三，抢先攻取益州，构建“东据江东，西并巴蜀”的二元格局，彻底封锁刘备扩张空间。这些计划若付诸实施，刘备集团将陷入被东吴包围的绝境。
孙权虽未完全采纳周瑜的激进策略，但仍对刘备保持戒备。建安十九年（214年），当刘备西进益州受阻时，孙权曾派吕蒙率军攻取长沙、桂阳等郡，试图直接控制荆南。周瑜之死使东吴失去了一位兼具战略眼光与军事能力的统帅，继任者鲁肃、吕蒙等人虽延续“联刘”政策，但在具体执行中更显谨慎。这种权力真空期为刘备争取了宝贵时间，使其得以集中资源突破益州防线。
三、联盟关系的重构：从对抗到妥协的平衡
周瑜的强硬态度加剧了孙刘联盟的内在矛盾。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东吴内部围绕“扶汉”与“自立”产生分歧。周瑜作为主战派代表，主张借赤壁之胜扩大战果，甚至提出“取蜀，并张鲁，联马超”的宏大计划，试图将东吴势力延伸至益州。这种扩张野心与刘备的“跨有荆益”战略直接冲突，导致双方在荆州归属问题上长期博弈。
周瑜去世后，东吴对刘备的政策转向务实。鲁肃接任都督期间，通过“湘水划界”暂时平息荆州争端，为孙刘联盟注入稳定性。这种妥协使刘备得以在219年汉中之战中击败曹操，进一步巩固益州统治。反观东吴，若周瑜在世，其强硬立场可能迫使孙权提前与刘备决裂，导致曹操坐收渔利。历史学家指出，周瑜之死客观上避免了孙刘联盟的过早破裂，为刘备争取了战略缓冲期。
四、历史偶然中的必然：战略格局的重塑
周瑜的猝然离世虽具偶然性，但其影响具有历史必然性。作为东吴军事体系的灵魂人物，周瑜的强硬风格与扩张野心与孙权“保江东、观天下”的保守策略存在潜在矛盾。其去世后，东吴逐渐转向以防御为主的战略，这种转变与刘备的进取态势形成互补，客观上促成了三国鼎立格局的稳定。
从更长时段看，周瑜之死加速了刘备集团的崛起。失去南郡制约后，刘备得以在益州建立稳固根据地，形成与曹魏、东吴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东吴虽失去扩张良机，但通过巩固江东、经营交州，最终在三国中存续最久。这种结局印证了地缘政治中的“平衡理论”——任何一方的过度强势都可能打破均势，而关键人物的离场往往成为格局重塑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