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政权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除了广为人知的“蜀汉四相”（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还有一位被史书刻意淡化的重臣——吕乂。这位出身南阳的官员，以盐税起家，历经地方治理、军事后勤、中枢辅政三大阶段，成为蜀汉后期政坛的“隐形支柱”。他的故事，既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也是蜀汉政治生态的缩影。
一、从盐税小吏到地方大员：吕乂的崛起之路
吕乂出身南阳吕氏，父亲吕常曾护送益州牧刘焉入蜀，后因道路阻隔滞留益州。少年丧父的吕乂并未消沉，反而以“读书弹琴”磨砺心性，这种自律与才学为他日后从政奠定了基础。
盐税起家：刘备平定益州后，设立盐府校尉管理盐铁财政，校尉王连（南阳同乡）提拔吕乂为典曹都尉，负责盐税征收。这一职务虽为基层，却让吕乂深入接触蜀汉经济命脉，为其积累了宝贵的财政管理经验。
地方治理显才能：吕乂先后任新都、绵竹县令，以“心地善良、体恤百姓”著称，政绩“居一州诸城之首”。升任巴西太守后，他面临诸葛亮北伐的严峻考验：需在短时间内为前线募集5000兵员。吕乂通过“慰喻讲明道理并加以监督制约”，实现“无一人逃窜”的奇迹，展现出卓越的动员能力。这一成绩直接打动了诸葛亮，使其转任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专责供应北伐军粮。
二、中枢辅政：费祎的得力助手与“隐形丞相”
诸葛亮去世后，吕乂的仕途进入快车道。他先后任广汉、蜀郡太守，在蜀郡（含都城成都）任上，针对士兵逃亡、军饷冒领等乱象，通过“防范禁止”与“开喻劝导”相结合，几年内使“脱漏军籍而自愿出来者一万余口”。这一举措不仅稳定了后方，还为蜀汉节省了巨额军费。
尚书令的权力核心：延熙十四年（251年），吕乂接替董允任尚书令，成为费祎执政团队的核心成员。尚书令在蜀汉后期实际承担丞相职能，吕乂的职责包括：
处理军政要务：史载其“公事都及时处理不留拖延，门内没有停留的宾客”，行政效率堪比蒋琬、费祎。
协调中枢与地方：吕乂与杜祺、刘干等南阳同乡形成官僚集团，在地方治理中贯彻中枢政策，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纽带。
维护朝局稳定：在费祎主政期间，吕乂以“生活俭朴、谦虚少言”的作风，平衡了士族与寒门官员的矛盾，避免了政治内耗。
三、吕乂的三大历史功劳
1. 北伐后勤的“隐形保障”
诸葛亮北伐期间，吕乂以汉中太守身份统筹军粮供应。他通过“督农”制度，在汉中盆地推广屯田，确保了“兵粮供继”的稳定性。尽管史书未详载其具体措施，但从诸葛亮“临表涕零”的《出师表》中，可窥见后勤保障对北伐成败的关键作用。
2. 地方治理的“清能典范”
吕乂在地方任上以“清明能干”著称：
盐税改革：在典曹都尉任上，他优化盐税征收流程，提高了财政收入效率。
户籍整顿：在蜀郡太守任上，他通过“漏脱自出者万馀口”的行动，遏制了军户逃亡与户籍造假现象。
社会动员：在巴西太守任上，他成功募集5000兵员并确保零逃亡率，为蜀汉提供了稳定兵源。
3. 政治生态的“平衡者”
吕乂的执政风格兼具法家严苛与儒家仁义：
执法严明：他“用法过严过深”，对贪腐与渎职行为零容忍，有效维护了官僚体系效率。
任用俗吏：他偏好起用熟悉法令的基层官员，打破了士族垄断官场的局面，为寒门才俊提供了晋升通道。
生活简朴：他“治身俭约”，以身作则抵制奢靡之风，在士族骄奢成风的蜀汉后期，成为一股清流。
四、被史书“隐去”的真相：士族笔杆下的牺牲品
尽管吕乂功绩卓著，但《三国志》对其记载却异常简略，甚至刻意淡化其影响力。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
执法严苛得罪士族：吕乂在蜀郡太守任上，严惩了大量冒领军饷的士族官员，触犯了地方豪强的利益。
任用俗吏冲击门阀：他提拔的基层官员多出身寒门，与士族垄断官场的传统形成冲突。
史书撰写权的垄断：两晋史官多出身士族，他们通过贬低吕乂，维护门阀政治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