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学术天空下，一场关于《春秋》三传的论战如惊雷般炸响。今文经学巨擘何休与古文经学集大成者郑玄，以笔为剑展开了一场跨越学派与时代的巅峰对决。这场被后世称为"两汉经学第四次今古文论争"的学术交锋，不仅重塑了汉代经学格局，更在千年后引发清代学界的回响，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学术事件之一。
一、论战背景：今古文经学的世纪对决
自西汉中期以来，今古文经学便如水火般难以相容。今文经学派以隶书书写经典，强调经书的微言大义，逐渐成为官方学说；古文经学派则以战国文字传经，注重文字训诂与历史考据，在民间广泛流传。两派在经文字体、六经作者、释经风格等方面存在根本分歧，从西汉到东汉持续争斗，渐成水火不容之势。
东汉后期，这场论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何休作为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师从羊弼追述李育之意，耗费十七年心血著成《春秋公羊解诂》，系统阐释《公羊传》的微言大义。为捍卫今文经学地位，他又撰写《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部著作，以"三阙"之名立起三座学术堡垒，痛批《左传》如病入膏肓，《谷梁》如瘫痪废疾，唯有《公羊》固若金汤。
二、论战焦点：三传经义的巅峰较量
郑玄面对何休的挑战，以《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篇檄文应战，在学术史上留下"入室操戈"的经典典故。这场论战的核心围绕着《春秋》三传的经义解释展开，最具代表性的争议体现在三个方面：
鲁隐公摄政之争
何休依据《公羊传》"诸侯无摄"之说，认为《左传》记载鲁隐公摄政违背古制，更以周公摄政死后不记"崩"为例，质疑隐公称"侯"死称"薨"的诸侯之礼。郑玄则引用《公羊传》隐公三年宋穆公"吾立乎此，摄也"的记载，证明诸侯确有摄政之例，直指何休"《公羊》以为诸侯无摄"的说法自相矛盾。
诸侯媵婚制度之辩
针对《左传》"诸侯嫁女，同姓媵之"的记载，何休以成公十年"齐人来媵"无贬刺之文为由，指责《左传》未贬异姓媵婚为短。郑玄则从礼制角度反驳，指出天子娶妻可博异气故媵不别同姓，诸侯只能同姓媵之，并强调齐国强盛送女来媵是特例，故《左传》无需贬斥。
大夫遂事原则之争
在解释《春秋》"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时，何休提出"大夫无遂事"原则，认为公子遂受命如晋却记载"遂"字，暗示其不受命而入。郑玄则引用《公羊传》襄公十二年季孙宿"救台遂入郓"的案例，说明《春秋》记载"遂"字恰是为了贬斥不受命行为，与公子遂是否受命无关。
三、论战影响：经学格局的世纪重构
这场持续数年的笔墨官司产生了深远影响。何休虽被东晋王嘉《拾遗记》誉为"学海"，其"三阙"理论幽微难通，但面对郑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驳斥，最终发出"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的感叹。郑玄因此被京师学者尊为"经神"，其学说"徒党遍于天下"，求学者不远千里负粮而至，形成"如细流之赴巨海"的盛况。
从学术发展看，这场论战标志着今古文经学融合的开始。郑玄在注疏中兼采今古文之说，如注《诗》以古文《毛诗》为底本，用今文齐、鲁、韩三家校正；注《仪礼》则并存今古文经学，开创了"郑学"的通学体系。这种包容并蓄的学术态度，使今古文经学的界限逐渐模糊，经学由此进入"小统一时代"。
四、千年回响：清代今古文之争的复兴
这场发生在东汉的学术论战，竟在千年后的清代引发回响。乾嘉学派在考据训诂之余，重新审视何郑之争的学术遗产。庄存与、刘逢禄等今文经学家推崇何休，试图复兴《公羊》学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家则延续郑玄路径，强调实证考据与经世致用。这种学术分野，使何郑之争成为清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