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覆灭。令人费解的是，此时南方尚存百万军队，崇祯为何不选择南迁，以图东山再起？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历史因素，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崇祯个人性格等多方面。
政治困局：统治集团离心离德
崇祯统治时期，明朝政治腐败，党争激烈，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崇祯本人性格多疑，对大臣缺乏信任，导致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在南迁问题上，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左中允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崇祯表示“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他虽有意南迁，却不敢公开表态，而是希望大臣们主动提出，自己再顺水推舟，以免背负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然而，朝中大臣们却各怀鬼胎，无人愿意站出来支持南迁。内阁首辅陈演、魏藻德反对南迁，并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这些大臣们有的担心南迁会失去在北京的利益，有的则害怕承担南迁失败的责任，因此纷纷阻挠南迁计划的实施。
此外，崇祯对太子南下监国也持反对态度。二月初，督师大学士李建泰上书请驾南迁，愿奉太子先行，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但崇祯勃然大怒，认为“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及，孩子家做得了什么大事！”他不放心让太子南下，更不愿放弃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和尊严，最终拒绝了这一建议。
军事乱象：百万大军难成合力
崇祯自杀前，南方虽号称有百万军队，但实际上这些军队大多掌握在各地军阀手中，中央对其控制力极弱。这些军阀各自为政，拥兵自重，只考虑自身利益，根本不听从崇祯的调遣。
左良玉部号称有80万杂牌军，实际战力约10万，控制武昌至九江地区。这支部队名义上属于明朝军队，但实际上左良玉将其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为了扩张地盘和争夺利益，经常与其他军阀发生冲突，根本不会听从崇祯的命令前往北方救援或南迁。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等拥兵30万，扼守淮河，他们同样视防区为私产，为了争夺地盘和财富，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甚至大打出手。高杰强占扬州、黄得功私吞盐税，史可法坐镇扬州时，仅能调动3000亲兵，对四镇军阀阳奉阴违的行为无可奈何。
除了这些军阀部队，南方的明军还存在严重的腐败和士气低落问题。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训练，军队战斗力极差，在面对清军和农民军的进攻时，往往不堪一击。清军南下之后，除了黄得功在绝望中拔刀自尽外，其余三个军阀全部投降，代表捍卫南明弘光政权的最后一支军队就此终结。
经济危机：财政崩溃无力支撑
明朝末年，经济崩溃，财政困难，这也是崇祯无法南迁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导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同时，苛捐杂税繁多，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崇祯时期，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朝廷不断加征赋税，使得百姓负担更加沉重，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军费开支却不断增加。为了筹集军费，朝廷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经济陷入混乱。
南迁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持，包括运输费用、军队给养、官员俸禄等。然而，当时的明朝财政已经崩溃，国库空虚，根本无法承担南迁所需的巨额费用。即使崇祯能够成功南迁，也难以在南方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因为南方地区虽然经济相对发达，但也面临着清军和农民军的威胁，需要大量的军费来维持防御。而且，南方的士绅阶层对明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不愿意为明朝的南迁提供经济支持，甚至有的还与清军或农民军勾结，背叛了明朝。
个人性格：刚愎自用错失良机
崇祯的性格缺陷也是导致他未能南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刚愎自用，多疑善变，决策反复无常，缺乏果断和勇气。在南迁问题上，他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既担心南迁会失去在北京的利益和尊严，又害怕南迁失败会遭到后世的指责和唾骂。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明睿提出南迁建议时，崇祯虽然心动，但却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希望大臣们能够主动提出。然而，朝中大臣们却无人响应，导致南迁计划搁置。二月份，李自成率领大军逼近北京，形势危急，崇祯再次召见臣子商议南迁对策，但大臣们依然无人站出来支持。此时，崇祯本应果断决策，强行推行南迁计划，但他却仍然犹豫不决，最终错失了南迁的最佳时机。
此外，崇祯还过于迷信“国君死社稷”的传统观念，认为作为皇帝，应该与国家共存亡，不能抛弃百姓而逃之夭夭。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不敢轻易做出南迁的决定。当他意识到南迁已经不可能时，只能选择在煤山自缢，以死来维护自己作为皇帝的尊严和名誉。
崇祯自杀前南方虽有百万军队，但由于政治困局、军事乱象、经济危机以及个人性格等多方面的原因，他最终未能选择南迁。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崇祯的悲剧命运也成为了历史的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