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叙事中，刘禅始终被钉在“乐不思蜀”“扶不起的阿斗”的耻辱柱上。这个形象源于《三国演义》的文学塑造与后世对亡国之君的刻板想象。然而，当我们剥离文学滤镜，结合《三国志》《华阳国志》等正史记载，会发现这位在位41年的蜀汉末代皇帝，实则展现出远超“昏君”标签的政治智慧与生存哲学。
一、权力博弈中的清醒者：从“政由葛氏”到“自摄国事”
（一）以退为进的权力交接
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时，17岁的刘禅面对的是“益州疲弊”的烂摊子：荆州集团与益州士族矛盾尖锐，南中叛乱此起彼伏，国库因夷陵之战几近枯竭。他选择完全信任诸葛亮，提出“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权力分配方案。这种看似软弱的姿态，实则是避免内耗的明智之举。若强行集权，以当时蜀汉内部派系林立的局面，极可能重蹈袁绍“四世三公”却迅速崩溃的覆辙。
（二）废相分权的制衡艺术
诸葛亮去世后，刘禅立即废除丞相制度，将相权拆分为大司马（蒋琬）与大将军（费祎）分掌行政军事，形成相互牵制的权力结构。当蒋琬试图重启北伐时，他通过召回益州大将马忠传达止战诏书，既维护了荆州集团的面子，又成功将战略转向“保境安民”。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平衡术，使蜀汉在诸葛亮死后仍维持了30年的相对稳定。
（三）对宦官集团的有限容忍
后期刘禅宠信黄皓虽属失策，但并未完全丧失控制力。当黄皓试图干预姜维军务时，刘禅立即将其贬黜，展现了对军事指挥权的绝对维护。这种“外柔内刚”的统治风格，与东吴孙皓“暴虐诛杀”形成鲜明对比，也解释了为何蜀汉官员叛逃率远低于同时期的魏、吴。
二、危机应对中的生存智慧：“乐不思蜀”的终极博弈
（一）亡国前的理性抉择
263年邓艾奇袭阴平，面对“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的国库储备，刘禅清楚认识到：以蜀汉94万人口支撑10万军队的战争机器已难以为继。当谯周提出“早降则存，晚降则戮”的投降论时，他果断选择开城，避免了成都“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的惨剧。这种“屈身爱民”的决策，与明末崇祯帝“君王死社稷”形成历史性对照。
（二）“乐不思蜀”的保命哲学
在洛阳宴会上，面对司马昭“颇思蜀否”的致命试探，刘禅以“此间乐，不思蜀”的痴态彻底消除猜忌。明代学者于慎行指出：“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这种将生存智慧转化为行为艺术的表演，使司马昭集团最终放弃“诛除前朝余孽”的计划。
（三）历史评价的辩证视角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这种“条件式”评价，恰恰证明刘禅的统治质量高度依赖外部环境。当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贤相在位时，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而当黄皓专权时，确实出现“政事衰息”的乱象。但需注意的是，即便在后期，蜀汉也未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这与其“轻徭薄赋”的民生政策密不可分。
三、被低估的治理能力：三国乱世中的“守成典范”
（一）经济治理的实效
据《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刘禅统治时期蜀汉“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绣彩捐各二十万匹”，财政储备甚至超过同时期的东吴。他通过“大赦天下”释放囚徒补充兵源，采用“屯田制”解决军粮问题，这些措施使蜀汉在连年北伐后仍能维持基本运转。
（二）军事战略的克制
不同于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激进策略，刘禅在蒋琬、费祎执政期间，将北伐频率从年均1.2次降至0.3次，转而加强汉中、永安防线的建设。这种战略收缩虽被批评为“保守”，却使蜀汉国力得到关键性恢复，为姜维后期“九伐中原”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文化认同的构建
刘禅通过设立太学、重用谯周等益州学者，缓和了荆州集团与本地士族的矛盾。他主持修建的“学射山”“安乐桥”等文化地标，至今仍是成都的历史记忆。宋代益州官员拆毁刘禅祠引发“狱讼滋多”的记载，更从侧面证明其在蜀地民众中的深厚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