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浙东地区涌现出两大学术流派——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二者以“事功”为核心，共同构建了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学术格局。尽管同属浙东事功学派，二者在思想渊源、学术主张与实践路径上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既反映了浙东学术的多元性，也折射出南宋社会变革的深层需求。
一、思想渊源：地域文化与学术传承的差异
永康学派以婺州永康（今浙江金华永康市）为中心，代表人物陈亮（龙川先生）并无明确的师承脉络，其学术思想更多源于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陈亮出身寒门，早年目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积贫积弱的现实，痛感“道学空谈性命”的弊端，遂以“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为纲领，强调儒家学说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其弟子喻偘、喻南强、倪朴等人多来自底层，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例如倪朴著《舆地会元志》，系统分析全国山川险要与户口虚实，为抗金战略提供地理依据。
永嘉学派则发轫于温州地区，其学术脉络可追溯至北宋“皇祐三先生”（王开祖、丁昌期、林石）与“元丰九先生”（周行己等九人将洛学、关学传入温州）。南宋时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学者将永嘉之学系统化，形成以“道在物中”“义利并举”为核心的事功哲学。叶适作为集大成者，提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认为道德必须通过具体事物体现，反对脱离现实的空谈。永嘉学派的学术传承更为清晰，其代表人物多出身士族，思想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导向。
二、学术主张：义利之辨与王霸之用的分野
永康学派以“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为旗帜，主张道德与功利不可分割。陈亮认为，“义”存在于“利欲”之中，“人欲”体现“天理”，例如他指出：“古之帝王，所以能建功立业者，皆以利民为本。”这种思想突破了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框架，将“生民之利”作为道德评判的核心标准。在政治实践中，永康学派强调改革弊政、富国强兵，陈亮曾提出“恢复中原，当以农战为本”，主张通过发展农业与军事结合实现国家强盛。
永嘉学派则以“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为宗旨，主张道德与事功的统一。叶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强调道德必须通过具体事功体现。例如，他提出“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主张减轻商税、发展海外贸易，将商业视为国家富强的关键。在制度层面，永嘉学派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薛季宣曾系统整理古代典章制度，为南宋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三、实践路径：改革主张与经济政策的差异
永康学派的实践导向集中于政治与军事改革。陈亮多次上书宋孝宗，提出“抗金三策”：一为“修农政以蓄国力”，二为“练兵卒以强军备”，三为“选贤能以任将相”。其弟子倪朴主张“兵农结合”，提出在边境地区实行屯田制，既解决军粮供应，又增强边防防御能力。这些主张直指南宋积贫积弱的根源，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永嘉学派的实践则更侧重于经济与制度创新。叶适提出“以民为本”的改革思想，主张“藏富于民”，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例如，他批评南宋盐茶专卖制度“与民争利”，建议改行“轻税薄赋”政策。在商业政策上，永嘉学派倡导“货币流通”，主张由国家铸造统一货币，促进商品交换。这些思想为后世温州模式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改革开放后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路径，即与永嘉学派“通商惠工”的理念一脉相承。
四、历史影响：学术传承与地域文化的互动
永康学派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其功利主义思想对明清实学、近代维新派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工商皆本”观点，即与永康学派的“通商惠工”思想存在渊源关系。
永嘉学派的影响则更为广泛且持久。其事功哲学不仅塑造了温州人的精神品格，更成为近代温州模式的文化基因。清末民初，孙衣言、孙锵鸣等学者重振永嘉之学，编纂《永嘉丛书》，推动学术复兴；改革开放后，温州人秉持“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将永嘉学派的“实学实体实用”理念转化为经济实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