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曹魏阵营中唯一拥有"假节钺"特权的异姓将领，于禁的军事生涯始终笼罩在"晚节不保"的争议中。但剥离"水淹七军"后的投降事件，这位从泰山郡走出的将领，其真实实力与战场表现远比后世评价复杂得多。
一、治军严明的铁腕统帅
于禁的军事才能首先体现在治军能力上。宛城之战中，当曹操主力被张绣突袭溃败时，于禁率数百人断后，不仅击退追兵，更整肃了趁乱劫掠的青州兵。面对部下"青州兵已告状，当速辩解"的劝说，他坚持"贼在后，追至无时，不先备何以待敌"，这种将纪律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作风，让曹操盛赞其"有不可动之节"。
这种严明作风延伸至战场管理。昌豨反复叛乱时，于禁不顾同乡情谊，以"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军法斩杀降将。此举虽遭裴松之批评"肆其好杀之心"，却精准契合了曹操对泰山帮势力既依赖又警惕的心理，使其成为曹魏军中少数能压制地方豪强的外姓将领。
二、战术执行的核心骨干
于禁的战场表现呈现出"专业执行者"的特质。官渡之战期间，他率两千步卒坚守黄河渡口，面对袁绍大军"绍攻禁，禁坚守，绍不能拔"；继而与乐进渡河突袭，烧毁袁绍三十余屯粮草，斩首数千。这种"守如磐石，攻如烈火"的战术执行，使其成为曹军中少数能同时胜任防御与进攻的将领。
在局部战役中，于禁常展现精准的战术判断。潼关之战对阵马超时，他首发出战虽败犹荣——面对巅峰状态的马超，能支撑八九回合方退，为后续张郃、李通的接战争取了时间。这种"敢为先锋，能当重任"的特质，使其在曹魏军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三、战略层面的能力局限
尽管治军与战术出众，于禁在独立指挥大规模战役时暴露出明显短板。建安十一年（206年）平定梅成叛乱时，他轻信诈降导致战局反复，被迫"雪藏"十年。这种缺陷在襄樊之战中达到顶峰：面对汉水暴涨的地形危机，他既未像关羽那样提前构筑防水工事，也未及时转移驻地，最终导致七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这种战略能力的局限，与其"核心业务员"的定位密切相关。作为曹魏创业元老，他更擅长执行曹操制定的战术计划，而非独立制定战略方案。当需要独当一面时，其能力边界便清晰显现。
四、历史评价的双重镜像
于禁的悲剧在于其人生轨迹与历史叙事的激烈碰撞。在曹魏官方记载中，他是"威重军中"的典范，曹操特赐"假节钺"的特权便是明证；但在后世评价里，他却因投降关羽成为"晚节不保"的典型。这种反差源于三个维度：
对比参照的残酷性：同场战役中，庞德宁死不屈的壮烈，反衬出于禁投降的"懦弱"，尽管庞德加入曹军仅三年，而于禁已追随三十载。
权力更迭的牺牲品：曹丕为树立权威，刻意用《于禁投敌图》羞辱归魏的于禁，将其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历史书写的偏见：陈寿作为蜀汉遗民，在《三国志》中对于禁的记载难免带有立场色彩；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文学渲染，更放大了其投降的负面形象。
五、被低估的军事遗产
剥离道德评判，于禁的军事遗产具有独特价值：
制度创新：其"假节钺"特权开创了外姓将领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先例，为后世提供了非宗室将领的授权范本。
战术模板：官渡之战中"坚守要塞+主动出击"的组合战术，成为曹魏对抗强敌的标准模式。
人才标杆：作为最早追随曹操的将领之一，他证明了异姓将领通过严明治军与精准执行，同样能获得最高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