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远古传说中，“三皇五帝”是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叙事。然而，关于“五帝”的具体人选，不同典籍记载存在差异，其中帝挚的缺席尤为引人关注。作为帝喾长子、尧的兄长，帝挚曾短暂继承帝位，却最终被排除在五帝体系之外。这一历史谜团背后，折射出上古政治传承的复杂逻辑与后世史观的筛选标准。
一、帝挚的短暂统治：从继位到禅让
帝挚（约公元前2221年—前2163年）是帝喾与娵訾氏之子，因年长而继承帝位，定都亳（今河南商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补充细节：帝挚在位九年，因“才干平庸，未能妥善管理国家”，而其弟尧“仁慈爱民，明于察人，治理有方”，最终主动禅让帝位。尧封挚于高辛（今河南商丘高辛镇），使其成为诸侯。
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揭示了帝挚时代的困境。帝喾时期，黄河流域已进入龙山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加剧，部落联盟需应对自然灾害与跨区域治理挑战。帝挚继位时，大洪水尚未平息，其统治能力不足可能集中体现在治水失败上，导致民生凋敝。这与尧任命鲧治水、舜举荐禹的积极作为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其失去权威的关键原因。
二、五帝体系的构建：历史筛选与政治象征
“五帝”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早期典籍如《吕氏春秋》将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列为五帝，而《史记》则采用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体系。这种差异源于司马迁对“传贤”传统的强调：黄帝至帝喾的传承虽含血缘关系，但均以功绩为标准；而尧、舜的禅让更被后世视为理想政治的典范。
帝挚的缺席，本质是后世史观对“圣王”标准的筛选。五帝需满足双重条件：其一，具备开创性功绩；其二，符合“德配其位”的伦理要求。帝挚虽为帝喾合法继承人，但其统治被评价为“不善”，且未留下显著政绩，与尧“制历法、推广农耕”、舜“举贤任能、流放四凶”的成就相去甚远。此外，禅让制作为五帝时代的核心叙事，需通过尧舜的典范强化其合法性，而帝挚的被动退位可能被视为“反面教材”，故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
三、历史记忆的嬗变：从“七帝”到“五帝”
实际上，上古帝王谱系曾存在“三皇七帝”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中省略了两位帝王：黄帝之子少昊与帝喾之子帝挚。少昊虽被后世尊为贤君，以鸟名官职，但其统治区域与颛顼重叠，且颛顼“绝地天通”的改革更具历史影响力，故少昊逐渐被边缘化。帝挚的遭遇更为特殊：他作为唯一一位“父传子”的帝王，其统治短暂且失败，与五帝时代“传贤不传子”的主流价值观冲突，因此被后世史家刻意淡化。
这种筛选并非偶然。从战国至汉代，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儒家思想强调“天命”与“德治”，五帝被塑造为“圣王”的象征，其谱系需服务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帝挚的失位，恰好印证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伦理观，其历史形象因此被定格为“无能之君”，最终被排除在五帝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