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后宫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据《旧唐书》记载，长安大内、大明宫、兴庆宫，以及东都洛阳的上阳宫等处，宫女总数达四万人。这一数字不仅远超前代，更成为中国古代宫廷史上的特殊现象。这些宫女并非全部为皇帝嫔妃，而是包含女官、侍从、技艺人员等各类服务群体。她们的入宫途径多元复杂，折射出唐代宫廷制度的严密性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一、制度性征召：普选与采选的双重路径
唐代宫廷通过定期征召良家女子入宫，形成稳定的制度性补充渠道。朝廷每年八月派遣中大夫、掖庭丞等官员赴洛阳周边乡镇，选拔年龄在十三至二十岁、容貌端庄、身体健康的少女。选拔过程极为严苛：需检查行走姿态是否优雅，散开发髻确认发质，裸体审视皮肤质地，甚至要求乳房发育良好、肚脐能容半寸珍珠，腋下与脚底亦需无瑕疵。通过初选者被装车送入后宫，经进一步筛选后分配至不同岗位。
除常规普选外，宫廷还设立"采选"制度，专为皇子、诸王及皇孙选拔妃嫔。此类选拔聚焦于豪门大族与士宦家庭的女子，要求具备文化素养与礼仪修养。例如唐太宗徐贤妃以才学入宫，武则天初为才人亦属此类。这些女子入宫后多获品级，成为宫廷女官或嫔妃的核心群体。
二、权力博弈的产物：进献与罚没的特殊渠道
地方官员为谋求晋升，常将治下美貌女子或家族亲属进献宫廷。神龙年间，崔姓官员为讨好唐中宗，竟将妻子与两个女儿献入宫中，成为当时笑谈。此类进献女子多具备色艺双全的特质，一旦获得皇帝或皇后青睐，进献者即可平步青云。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因参与废后被诛，其家族女性全部没入掖庭为奴，后因才学出众逐渐晋升为女官，成为权力斗争中逆袭的典型案例。
唐代法律对反逆罪实施严厉惩处，犯官家族女性通常被没入掖庭为奴。这些女子根据才艺被分配至不同部门：有技艺者入教坊司表演，有技术者从事纺织、缝纫等工作，无特长者则被发配至司农寺从事粗重劳役。这种罚没制度不仅充实了宫廷劳动力，更成为维系皇权威慑的重要手段。
三、帝王私欲的延伸：潜搜密求与花鸟使的秘密网络
唐玄宗为满足个人偏好，创立"花鸟使"制度，派遣宦官秘密搜罗民间美色。这些使者不受门第限制，不论婚嫁与否，凡姿色出众者皆被强掳入宫。元稹《上阳白发人》诗中"醉酣直入卿士家，闺闱不得偷回避"的描写，生动再现了花鸟使的蛮横行径。杨贵妃本为寿王妃，正是通过这种特殊渠道被纳入后宫，最终成为玄宗专宠。
这种秘密征召方式突破了常规制度，导致民间怨声载道。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讽刺杨家因贵妃得宠而鸡犬升天的现象，侧面反映出花鸟使制度对社会伦理的冲击。
四、历史积淀的结果：前朝遗留与人口累积
唐代宫廷女性数量庞大，实为历代积淀所致。唐太宗时期，大臣李百药曾上书《请放宫人封事》，称宫中"无用宫人，动有数万"，建议放归部分宫女以示节俭。然实际放归人数有限，多数宫女终身困守宫墙。至玄宗登基时，前朝遗留宫女已达相当规模，加之本朝持续征召，最终形成四万宫女的庞大群体。
这些宫女中，仅有数百人能获得品级成为嫔妃或高级女官，绝大多数终身从事杂役。她们的生活轨迹折射出宫廷制度的残酷性：一旦入宫便与外界隔绝，除非特赦否则永无出宫之日。这种制度设计既保障了宫廷运转的劳动力需求，也成为维系皇权绝对控制的隐性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