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群雄逐鹿的舞台上，东吴名将全琮以独特的“儒将”形象脱颖而出。他既非江表十二虎臣之列的猛将，也非东吴四大都督之列的统帅，却凭借谦逊恭顺的品格与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孙权麾下不可或缺的支柱。从赈济灾民的义举到石亭大捷的功勋，从“二宫之争”的隐忍到晚年直言劝谏的忠诚，全琮的一生诠释了何为“以德立身，以才报国”。
一、乱世仁心：以家财济士，树名望于江东
全琮出身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的官宦世家，父亲全柔曾任桂阳太守。年少时，他便展现出超越常人的仁义与胆识。建安年间，全柔命其运送数千斛谷米至吴地交易，全琮抵达后却将粮食尽数赈济灾民，空船而返。面对父亲的震怒，他坦言：“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振赡，不及启报。”这一举动虽违背子道，却让数百名避乱南下的中原士人感念其恩，纷纷依附于全氏门下。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评价此举“非子道，然斯亦冯谖市义、汲黯振救之类”，直言全琮以家财换人心的智慧。
此事对全琮的仕途产生了深远影响。孙权听闻其义举后，破格提拔他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讨伐山越。全琮不负所托，迅速募得精兵万余人，屯驻牛渚（今安徽马鞍山），由此开启军事生涯。他的仁义之名不仅为其赢得民心，更成为孙权信任的重要基石。
二、战功赫赫：从偏将军到右大司马的崛起之路
全琮的军事才能在其参与的多次战役中得以充分展现：
洞口之战（222年）：面对曹魏大司马曹休的十万大军，全琮与吕范、徐盛等将领共御强敌。虽遇风暴导致舰队漂流，但他与徐盛力战魏将尹卢，斩敌首级，因功晋封绥南将军，进爵钱唐侯。
石亭之战（228年）：全琮与陆逊联手，在皖城设伏大败曹休，缴获马匹、车仗、军资无数。此战不仅巩固了东吴对淮南的控制，更让全琮升任东安郡守，成为镇守一方的地方大员。
芍陂之战（241年）：全琮以大都督身份率军迎战魏将王凌，虽未彻底击溃敌军，但其临阵指挥的稳健风格获孙权认可，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军中的地位。
孙权对全琮的器重达到顶峰：黄龙元年（229年），他晋封全琮为卫将军、左护军、徐州牧，并赐婚长女孙鲁班。全琮由此成为东吴宗室与功臣集团的双重核心，其家族子弟亦因战功显赫，赏赐累及千金。
三、谦逊之德：权臣中的“异类”，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
尽管身居高位，全琮始终保持谦逊本色。史载其“接士谦恭，毫不骄恣”，即便成为孙权女婿后，仍以“大臣之节”自勉。这种品格在“二宫之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劝阻太子出征（229年）：当孙权欲命太子孙登领兵出征时，满朝文武无人敢谏，唯有全琮直言：“自古太子未尝独将，今违古制，臣窃疑之。”孙权采纳其言，避免了一场可能引发内乱的军事行动。
卷入储位之争（241年后）：全琮之子全寄因支持鲁王孙霸卷入“二宫之争”，诬陷太子孙和派系。全琮虽被牵连，但始终未参与党争，仅以“智力不多”自嘲，试图平衡家族利益与国家稳定。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其“当世之才，但因子失名”，实则暗含对其无奈的同情。
四、晚年直谏：以国家为重的最后坚守
赤乌年间（246-249年），全琮虽年事已高，仍以国家利益为重。当孙权欲征伐珠崖、夷州（今海南、台湾）时，他力谏“土地贫瘠，得之无益”，然未被采纳。直至赤乌十二年（249年）病逝前，他仍坚持“以德治军”的理念，反对朱桓等将领为求战功而分散兵力的冒险行为，主张“乘危取胜，非完计也”。
全琮的逝世，标志着东吴一个时代的终结。其子全怿虽继承爵位，却因不忍孙綝嗜杀而降魏，折射出全氏家族后期的衰落。但全琮本人以谦逊、仁义与军事才能铸就的传奇，仍被后世铭记。《吴书》赞其“为将甚勇决，当敌临难，奋不顾身；及作督帅，养威持重”，堪称对这位“儒将典范”最贴切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