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崩逝于养心殿。次日，嘉庆帝以“总理国丧”为名，将和珅拘押于刑部大牢。十八日后，这位权倾朝野二十年的“二皇帝”以白绫自尽，其家产估值达八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十五年财政收入总和。这场政治清算的突然性与彻底性，引发后世对和珅心理动机的持续追问：他是否预见到嘉庆的雷霆手段？又为何未在权力更迭时主动求生？
一、信息壁垒：和珅的“储君认知盲区”
清朝秘密立储制度使和珅陷入战略误判。乾隆虽在1773年已密立嘉庆为储君，但朝臣仅知“皇十五子永琰”被选为继承人，对其政治能力与性格特征知之甚少。和珅作为内务府总管，虽能通过耳目监控皇子动态，却无法突破制度限制获取核心信息。
血统偏见下的误判
嘉庆生母令妃为包衣汉人出身，在满洲贵族眼中属于“政治异类”。和珅长期依附的满洲正红旗势力，普遍轻视这位“非纯血统”的皇子。这种偏见使其误判嘉庆的继位概率，认为乾隆更可能选择其他满洲贵族后裔。
权力幻觉的遮蔽效应
乾隆晚年对和珅的纵容达到顶峰：允许其佩戴四团龙补服、乘坐金顶黄轿出入神武门，甚至默许其将府邸装修得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这种超规格待遇使和珅产生“乾隆依赖症”，认为只要掌控太上皇，新君即便登基也形同傀儡。
二、政治博弈：嘉庆的“隐忍杀局”
嘉庆即位后的三年“实习期”，实为精心设计的权力围猎。这位36岁的皇帝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政治耐力，其策略可分解为三个阶段：
认知误导阶段（1796-1798）
嘉庆刻意在朝堂上表现“庸碌”，对和珅呈送的奏折照单全收，甚至在诗作中公开赞誉和珅“柱石之才”。这种表演成功麻痹和珅，使其在乾隆驾崩前仍坚信“新君可制”。
权力切割阶段（1799.1.3-1.8）
乾隆崩逝后，嘉庆以“国丧需人”为由，命和珅昼夜守灵，切断其与军机处、九门提督的联系。同时，借平定白莲教之名，解除和珅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大臣职务，完成对军政系统的实际控制。
舆论造势阶段（1799.1.9-1.18）
嘉庆授意言官集体弹劾，公布和珅二十大罪，其中“泄露立储机密”“骑马直入正大光明殿”等条款直指其僭越本质。这种法律文书式的指控，既为处决提供法理依据，又通过详细罪证摧毁和珅的道德形象。
三、求生困境：结构性矛盾的不可调和
即便和珅意识到危机，其求生路径也面临三重结构性障碍：
乾隆遗命的政治约束
乾隆临终前虽未明确处死和珅，但“勿伤朕旧臣”的模糊表态，反而成为嘉庆的行动枷锁。若和珅求情，嘉庆需在“违抗父命”与“整顿吏治”间抉择，这可能引发满洲贵族对皇权合法性的质疑。
利益集团的彻底反噬
和珅执政期间培植的“贪腐同盟”已形成路径依赖。其倒台后，军机大臣董诰、领侍卫内大臣丰绅宜绵等人均被清算，显示整个官僚体系已与其深度绑定。这种系统性腐败使任何求情行为都会被解读为“贪腐集团的反扑”。
嘉庆的政治需求升级
嘉庆处决和珅的本质，是重建被乾隆晚期腐败摧毁的皇权权威。据《清实录》记载，嘉庆在处决和珅后，立即召回被排挤的朱珪、刘墉等清流派，并颁布《整饬吏治敕》，将反腐上升为国家战略。此时的和珅已非个人，而是整个腐败体系的符号化存在。
四、历史回响：权力更迭的永恒命题
和珅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在皇权专制体系下，权臣的生存空间取决于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契合度。当乾隆的纵容转为嘉庆的整肃，和珅的“政治保险”瞬间失效。这种命运转折，在明代严嵩、清代年羹尧等案例中反复上演，印证着权力游戏的残酷法则——在绝对皇权面前，任何个人努力都难以突破制度性陷阱。
和珅的陨落，既是个人政治智慧的失败，更是专制体制下权力交接的必然产物。当嘉庆用白绫终结这场权力游戏时，他不仅铲除了一个贪腐集团，更向天下宣告：皇权的绝对性，不容任何臣子染指。这种对权力纯粹性的追求，构成了中国两千余年帝制史中最深沉的政治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