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以武力与权谋奠定霸业，而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的入列却始终伴随争议。这位宋国君主既无强兵悍将，又屡遭军事挫败，却因独特的政治追求与封国背景，被部分史家纳入“春秋五霸”之列。其争议的核心，既源于个人对“仁义”的坚守，更与宋国作为商代遗民封国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一、封国基因：商代遗民的礼乐余晖
宋国是周初分封制下的特殊存在。周武王灭商后，为安抚商朝贵族，将纣王兄长微子启封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建立公爵国宋国。这一安排赋予宋国三重特权：
爵位尊崇：宋为公爵，高于齐（侯爵）、楚（子爵），在礼制上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周天子驾崩时，宋公需以平等礼节吊唁，新君亦须答拜，此待遇唯宋、杞（夏后氏）两国享有。
文化特权：宋国可沿用商代历法（建丑月，以十二月为岁首），并以天子礼乐祭祖，成为周王朝“通三统”（存夏、商、周三代正朔）的象征。
战略要地：宋国领地横跨豫东及苏、鲁、皖交界，控扼中原东部门户，商丘更是周代“八州”之一的政治中心。
这种特殊地位使宋国成为周王室与东方诸侯的缓冲带，也赋予宋襄公以“商文化传承者”自居的底气。他试图通过复兴商代礼乐，构建区别于齐、晋的霸权模式。
二、政治实践：仁义旗帜下的霸权尝试
宋襄公的称霸之路始于齐国内乱。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后，齐国五子争位，太子昭逃亡宋国。宋襄公联合曹、卫等国，以“尊王攘夷”为名护送昭回国即位（齐孝公），此举使其首次获得号令诸侯的合法性。随后，他试图复制齐桓公模式：
鹿上会盟：前639年，宋襄公召集齐、楚等国于鹿上（今安徽阜阳），自居盟主。他强调宋为公爵，爵位高于楚子、齐侯，要求诸侯承认其霸主地位。
孟地被俘：同年秋，宋襄公在孟地（今河南睢县）会盟时拒绝带兵，被楚成王伏兵俘虏。楚军围困宋都三月未克，后经鲁国调解释放襄公。此事件暴露宋国军事实力的薄弱，却也凸显其“以德服人”的政治姿态。
泓水之战：前638年，宋军与楚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楚军渡河时，司马目夷建议半渡而击，襄公以“仁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后，宋军惨败，襄公腿部重伤。此战成为其“迂腐”的标志，却也强化了其“不鼓不成列”的道德形象。
三、争议核心：仁义道德与实力背离
宋襄公的入霸争议，本质是春秋时期“霸主标准”的分化：
传统标准：齐桓公、晋文公以“尊王攘夷”、会盟诸侯、军事威慑为核心，强调实力与权谋。
道德标准：宋襄公主张“仁义”，试图通过遵守周礼、不乘危蹈隙构建霸权。这种模式在楚国崛起、周室衰微的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却契合部分儒家学者对“王道”的想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列入五霸，或因以下原因：
政治象征意义：宋襄公的失败反映了中小诸侯在霸权竞争中的困境，其“仁义”尝试为后世提供了道德批判的样本。
文化传承价值：作为商代遗民，宋襄公的霸权梦暗含对周礼的坚守，与楚、秦等“蛮夷”霸主形成对比。
历史叙事需要：五霸体系需涵盖不同类型霸主，宋襄公的特殊性填补了“道德型霸主”的空白。
四、历史回响：封国底色与个人命运的交织
宋襄公的悲剧，实为封国基因与个人抱负的错位。宋国虽享礼乐特权，却无齐国“鱼盐之利”、晋国“表里山河”的地理优势，更缺乏楚国“地方五千里”的体量。其试图以商代遗风统领中原，既无法满足诸侯对现实利益的诉求，也难以抵御楚国的军事压力。
然而，宋襄公的坚持并非全然徒劳。他护送齐孝公即位、抵抗楚军围困等行为，客观上维护了中原诸侯的短暂稳定。其“仁义”主张虽在战国被讥为“迂腐”，却在汉代被儒家重塑为“王道”典范，成为后世评价霸主的重要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