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曹丕通过禅让仪式取代汉献帝，建立曹魏政权；45年后，司马炎以相同方式逼迫曹奂退位，开启西晋王朝。两次政权更迭均以“禅让”为外衣，但曹丕的成功依赖心腹集团的全力支持，而司马氏的夺权则暴露了曹魏政权内部的结构性缺陷。这种差异折射出权力交接中制度设计、士族博弈与个人权谋的复杂互动。
一、曹丕篡位：心腹集团与制度余威的双重支撑
曹丕的夺权本质是曹操集团内部权力重组的结果。自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曹氏势力通过二十余年经营，已形成以颍川士族为核心的官僚体系。曹丕继位时，其心腹集团呈现三大特征：
军事垄断：夏侯惇、曹真等宗室将领掌控中军，夏侯尚、徐晃等外姓将领统率边军，形成对地方军阀的绝对压制。公元220年，曹丕命夏侯尚、徐晃收复上庸三郡，展现军事行动的高效协同。
行政控制：贾诩任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构建起文官系统的忠诚框架。华歆甚至亲自持节奉玺，完成禅让仪式的关键环节。
舆论造势：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立为世子后，陈群、吴质等谋士通过《九品中正制》拉拢士族，将“曹魏代汉”包装为“五德终始”的天命更迭。这种制度设计使曹丕即位时，地方州郡“皆各遣使奉献”，形成形式上的全国拥戴。
曹丕的权力基础源于曹操时代打下的双重遗产：一方面，通过“屯田制”积累的经济实力支撑起庞大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对汉献帝的“优待政策”保留了政权合法性。这种结构性优势使曹丕的篡位成为集团内部权力交接的自然延伸。
二、司马氏夺权：士族崛起与制度崩坏的致命组合
司马氏的成功暴露了曹魏政权“集权过度”与“士族失控”的双重危机。其夺权过程呈现三大转折点：
高平陵之变：制度漏洞的爆发
公元249年，司马懿利用曹爽陪曹芳祭扫高平陵的时机发动政变。此时曹魏军政体系已出现致命缺陷：中军由司马懿长期掌控，边军将领王凌、毌丘俭等因曹爽改革军制而心生不满。当司马懿关闭洛阳城门时，大司农桓范虽携大司农印逃出，却无法调动一兵一卒，暴露出曹爽“独掌禁军”的制度漏洞。
士族合流：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淮南三叛（251年王凌之乱、255年毌丘俭之乱、257年诸葛诞之乱）表面是宗室反抗，实则反映士族对曹魏“抑士政策”的反弹。司马懿父子通过“与士族共天下”的策略化解危机：对叛乱首领灭族，但对其部属“招抚不追责”；提拔陈泰、荀顗等士族子弟进入中枢，形成“司马氏+颍川士族”的新权力核心。这种利益交换使东晋时期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
连续短命：权力真空的催化
曹丕在位6年、曹叡在位13年，两位开国君主过早离世导致幼主继位（曹芳8岁、曹髦13岁）。司马懿父子利用辅政大臣身份，通过“渐进式夺权”完成权力过渡：司马懿除曹爽后掌握军政；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司马昭弑杀曹髦后立曹奂；最终司马炎完成禅让。这种“三代接力”模式，与曹魏“两代而亡”形成鲜明对比。
三、成败根源：制度韧性 vs 权力真空
曹丕的成功在于其政权具有双重韧性：军事上通过宗室与外姓将领的平衡避免一家独大；行政上通过九品中正制将士族纳入体制。而司马氏的夺权暴露了曹魏制度的致命缺陷：
集权反噬：曹丕为加强皇权，废除丞相制改设中书监、令，却导致权力集中于少数辅政大臣。当司马懿同时掌控中军与尚书台时，皇权失去制衡力量。
士族反噬：曹魏“抑士政策”引发反弹。司马懿通过联姻（娶张春华拓展士族网络）、提拔（重用陈群之子陈泰）等手段，将士族转化为权力同盟。
继承危机：曹魏未建立有效的宗室藩屏制度。对比西汉“推恩令”后的诸侯王，曹魏宗室如曹植、曹彰等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无法形成对抗外姓的军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