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乱世，英雄辈出，李密曾是其中最耀眼的枭雄之一。他出身关陇贵族，才兼文武，手握瓦岗军二十万精锐，麾下秦琼、徐世勣等名将如云，更一度控制洛阳周边粮仓，声势震慑天下。然而，短短三年间，他却从巅峰跌落谷底，最终身死名裂。这场“好牌打烂”的悲剧，究竟是如何酿成的？
一、战略误判：洛阳攻坚的致命陷阱
李密的败亡，始于对洛阳的执念。洛阳是隋朝的政治中心与军事重镇，但同时也是一座“铁笼”——城墙坚固，守军精锐，且周边无险可守，易守难攻。早在杨玄感起兵时，李密便为其献策，明确指出攻打洛阳是“下策”，是“自陷绝境”之举。然而，当他自己掌握瓦岗军后，却重蹈覆辙，执意围攻洛阳。
这一决策暴露了李密的战略短视。他低估了洛阳城防的韧性，也忽视了关中地区的战略价值。部将柴孝和曾多次劝谏：“先取长安为根基，控制关中，再图谋河北、山东，则霸业可成！”但李密却认为洛阳“近在眼前，唾手可得”，拒绝撤兵。结果，瓦岗军被死死拖在洛阳城下，与王世充展开长达一年的消耗战，精锐损失殆尽。
与此同时，远在晋阳的李渊父子却敏锐捕捉到机遇。他们避开洛阳，直取关中，迅速建立根据地。待李密在洛阳耗尽实力时，李渊已在长安称帝，奠定了唐朝的根基。李密的“洛阳攻坚战”，本质上是为他人做嫁衣。
二、权力失控：杀翟让引发的内部崩塌
李密的败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中的自毁长城。翟让是瓦岗军的创始人，对李密有知遇之恩。在李密落魄时，翟让不仅收留他，更在军师贾雄的劝说下，将寨主之位让与李密，自己甘居其下。然而，随着瓦岗军势力膨胀，李密对翟让的猜忌日益加深。
公元617年，李密设宴诱杀翟让及其核心心腹。这一举动，彻底撕裂了瓦岗军的内部信任。尽管李密迅速安抚队伍，但瓦岗旧部从此对他离心离德。军中弥漫着恐慌与不满，将领们私下议论：“魏公本事是大，可这心肠……未免太狠太凉薄了。”
更致命的是，李密在利益分配上严重失衡。为了笼络新归附的骁果军，他将所有财富和荣誉都给予了他们，却忽视了老部下的利益。瓦岗旧将邴元真因不满分配不均，暗中投靠王世充，在李密兵败时开城投降，导致其失去最后的根据地。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使瓦岗军从内部开始瓦解。
三、驭人无术：名将流失与人才错配
李密并非缺乏人才，但他却缺乏驾驭人才的能力。秦琼、程咬金、徐世勣等名将皆出自瓦岗军，但在李密麾下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例如，徐世勣被调离中枢，看守黎阳仓；魏征多次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的稳健策略，却被李密拒绝。这些名将在瓦岗军中郁郁不得志，直到降唐后才真正一展拳脚。
反观李密重用的邴元真，无才无德，却因善于逢迎而获得重用。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导致瓦岗军指挥系统混乱，战斗力大幅下降。在邙山之战中，李密轻敌冒进，拒绝裴仁基、徐世勣等人的正确建议，最终被王世充伏击，十万精锐覆灭。
四、政治短视：错失关陇集团的支持
李密的失败，还源于他在政治联盟上的严重失误。关陇集团是隋唐时期最具影响力的门阀势力，李密出身关陇贵族，本应深知其重要性。然而，他却未能有效拉拢这一集团，反而因杀翟让、独断专行等行为，与关陇贵族渐行渐远。
相比之下，李渊通过政治联姻和利益共享，成功争取到关陇集团的支持。他娶窦氏为妻，联结关中大族；又重用裴寂、刘文静等关陇士人，巩固了统治基础。而李密却因个人野心，放弃了这一关键支持力量，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五、性格缺陷：骄矜与狂妄的致命组合
李密的悲剧，也与其性格缺陷密不可分。他早年因参与杨玄感起义被通缉，流亡期间仍以“天命之子”自居，锋芒毕露。在瓦岗军中，他虽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却逐渐变得骄矜自大，听不进逆耳忠言。
例如，在开洛口仓散米时，他无视贾闰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劝谏，任由粮食被浪费，导致“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轥践”。这种短视行为，使他失去了民心基础。又如，在降唐后，他因不满光禄寺卿的职位，冒险东山再起，最终被唐将盛彦师伏击身亡。这种“狂夫”行径，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