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百家的璀璨星河中，儒家以仁义立教，道家以无为化世，法家以严刑治国，唯有一家显得格外“卑微”却又不可或缺——这就是小说家。他们不谈宏大的治国方略，不究天人之际的玄理，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市井巷陌的“街谈巷语”。若要为这个学派寻找一位灵魂人物，西汉的虞初便是那座无法绕过的丰碑，他是中国小说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人”。
一、 小说家的真面目：不是编故事，而是“采访”
世人常误以为小说家就是“写小说的”，但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被定义为“盖出于稗官”。所谓“稗官”，即地位低微的小吏，他们的职责并非坐而论道，而是手持木铎，巡行四方，采集民间的奇闻逸事、风俗民情。
这是一种带有“新闻记者”性质的职能。小说家的作品被称为“短书”，其核心价值在于“观察”。正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言，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通过拼凑零散的民间故事，用比喻的方式来讲道理，达到“治身理家”的目的。虽然孔子曾鄙视其为“小道”，但也不得不承认“必有可观者焉”。这说明，小说家虽处九流十家之末，却是离百姓生活最近、最具烟火气的学派。
二、 一代宗师虞初：从方士到小说鼻祖
在小说家的谱系中，虞初是唯一被史书隆重记载的代表人物。
他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曾任方士侍郎。虽然他的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但他编撰的《虞初周说》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据《汉书·艺文志》载，此书多达九百四十三篇，规模之宏大令人咋舌。张衡在《西京赋》中更是直言：“小说九百，本自虞初”，直接将虞初尊为小说创作的鼻祖。
虞初的伟大之处在于“汇编”与“保存”。他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以《周书》为底本，广泛收录周代的奇闻异事。在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正统经史之外的民间记忆面临断绝的危机，是虞初用这近千篇故事，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原始素材。可惜的是，这部巨著最终散佚，但他作为“小说之祖”的地位，在文学史上从未动摇。
三、 悲剧的宿命：被排斥的“末流”与永恒的火种
尽管虞初地位崇高，且小说家的作品具有教化功能，但这一学派在历史上却长期遭受冷遇。
原因很现实：不被官方重视，且著作多已亡佚。班固整理的十五家小说家著作共一千三百八十篇，如今几乎全部失传。相比于儒家、道家有专门的官方刻印和学者研究，小说家的著作只在民间流传，缺乏保护，最终在岁月的侵蚀下化为乌有。这也导致后世研究小说史时，往往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
然而，小说家的精神并未消亡。他们对“民间性”的坚持，对“叙事”的探索，直接孕育了后世的志怪小说、传奇乃至明清章回体小说。从《山海经》的神话到《聊斋志异》的鬼狐，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先秦小说家“采风观俗”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