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1年，长安城笼罩在“巫蛊之祸”的阴霾中。当皇后卫子夫在未央宫中颤抖着接过收回玺绶的诏书时，这位执掌后宫三十八年的女子，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位曾以一曲《桑林》惊艳汉武帝、以贤德统御六宫的传奇皇后，最终却以最凄凉的方式谢幕——她的遗体被装入小棺，草草掩埋于长安城南的桐柏亭，与椒房殿的辉煌形成刺眼对比。
一、初葬：被剥夺的尊严与礼制
《汉书·外戚传》记载，卫子夫自尽后，黄门苏文、姚定汉将其遗体“置之公车令空舍，盛以小棺，瘗之城南桐柏”。这处距离未央宫仅数里的葬地，既非皇家陵园，亦无任何仪仗陪葬。作为对比，陈皇后被废后仍以馆陶公主身份葬于霸陵，而卫子夫作为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之一，却连最基本的“椁室三重”礼制都未享有。
这种反常处置源于汉武帝的震怒。巫蛊案中，太子刘据起兵自保被定性为“谋反”，作为太子生母的卫子夫虽未直接参与，但玺绶被收、宫卫被夺的处置，已暗示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史载武帝晚年“疑心甚重”，对卫氏家族的猜忌达到顶点——卫青、霍去病相继离世后，卫氏外戚集团失去军事支柱，而公孙贺案、江充构陷等事件，最终将卫子夫推向绝境。
二、礼制崩坏：皇后身份的双重否定
西汉皇后丧仪有严格规制：需“赐东园秘器，玉衣银缕”，灵车由“驷马安车”运载，陵墓设“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但卫子夫的葬礼却完全违背这些制度：
棺具简陋：仅用“小棺”收殓，远低于皇后应有的“黄肠题凑”椁室；
葬地卑微：桐柏亭位于长安城南平民墓区，与茂陵陵区相隔十余里；
无陪葬品：既无金缕玉衣等贵重器物，也无陶俑、车马等象征身份的明器。
这种处置不仅是对卫子夫个人的否定，更是对皇后制度的公然践踏。汉武帝通过这种极端方式，彻底抹杀卫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卫子夫之弟卫青虽已去世，但其子卫伉仍因巫蛊案被诛；霍去病之子霍嬗早夭，霍氏家族亦遭牵连。卫子夫的葬礼，成为汉武帝清洗外戚势力的终章。
三、平反：迟到的尊严与历史审判
元平元年（前74年），汉宣帝刘询即位。这位卫子夫的曾孙，以“为曾祖母平反”为政治契机，重启对巫蛊案的调查。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下诏：“故皇后卫氏，孝武皇后，功德兼备，宜享祭祀。”追谥卫子夫为“思皇后”，改葬于长安城南杜门外的思后园，并“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周卫奉守”。
这次改葬具有双重意义：
礼制修复：虽未迁入茂陵，但“园邑三百家”的规格已接近吕后陵的“万户邑”制度，象征皇后身份的恢复；
政治宣示：通过追谥“思”字（取“追思前功”之意），宣帝既承认卫子夫的功绩，又与其划清政治界限——毕竟霍光已追封李夫人为“孝武皇后”，卫子夫的独立谥号暗示她不再属于汉武帝体系。
四、历史回响：皇后制度的裂痕与修补
卫子夫的命运折射出西汉皇后制度的脆弱性。从吕后开创“太后临朝”先例，到窦太后干预“黄老与儒术之争”，再到卫子夫因外戚牵连被废，皇后权力始终与皇权、外戚势力纠缠不清。汉武帝通过“立子杀母”（钩弋夫人）、“罢黜百家”等手段强化集权，却无法避免巫蛊案这样的悲剧。
卫子夫的初葬与改葬，成为观察汉代政治生态的绝佳样本：她的草草下葬，是皇权对外戚的残酷镇压；而迟来的平反，则是新君对历史正义的修补。当思后园的柏树在长安城南投下阴影时，那段关于权力、爱情与背叛的历史，仍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命题——在集权体制下，个人的尊严与命运，终究难以超越时代的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