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熊赐履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在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他的一生，不仅见证了朝代更迭的沧桑巨变，更在政治与学术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乱世成长：明末的动荡与求学之路
熊赐履出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 年），彼时的大明王朝已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熊赐履的父亲熊祚延身为明朝秀才，虽未考中举人，但心怀报国之志，组织乡民抵御叛军，最终不幸被杀。年仅八岁的熊赐履，在母亲李氏的庇护下，躲过了这场劫难。
李氏坚贞不屈，性格刚毅，为了养活熊赐履，她“母织子读”，靠织布维持生计。即便生活艰难到几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为了丈夫唯一的血脉，她咬牙坚持，且从未耽误儿子的学业。母子二人常常以野菜充饥，李氏对熊赐履的学业要求极为严格，日就外傅，夜共一灯，懈怠时便会严厉斥责。在这样的环境下，熊赐履焚膏继晷，连夜苦读，为日后的仕途和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初入仕途：清朝的政治舞台崭露头角
清朝建立后，社会逐渐趋于稳定。顺治十五年（1658 年），熊赐履带着母亲的期望进京赶考，一举考中进士，得以留在翰林院。这一机遇为他打开了通往政治和学术领域的大门。在翰林院，熊赐履耐住寂寞，脚踏实地，凭借出色的表现，次年便被授予从七品翰林院检讨之职。此后，他一路晋升，康熙四年（1665 年），得到康熙的重视，擢升为翰林院侍读、侍读学士，时常给康熙讲学。
康熙亲政之初，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政治局面。辅政大臣鳌拜专权跋扈，排挤同僚，蔑视幼主，导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康熙六年（1667 年），熊赐履应诏上万言疏，对民情、朝政得失侃侃而谈，直陈己见。他着重阐明儒学对君主及君权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建议康熙多跟儒臣们学习儒学，且应不间断地学习和深造。此疏一出，海内传诵，尽管鳌拜恶其侵己，请以妄言朝政治罪，但康熙并未听从，反而对熊赐履更加信任和重视。
政治起伏：“嚼签案”的波折与转机
康熙十四年（1675 年），熊赐履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为由，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年仅四十岁便官拜宰相，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命运却在他最辉煌的时候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康熙十五年（1676 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请求将以前被免职的官员复职。这份奏折到了内阁后，熊赐履在批阅时犯了一个错误，将本应由吏部处理的奏折，误票为“三法司核议具奏”。
回到家后，熊赐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诚惶诚恐，竟做出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他偷偷赶到内阁，将草签嚼碎咽下，并试图嫁祸给容易犯糊涂的同事杜立德。但杜立德此次并未糊涂，发现签纸短了一截后，坚决否认此事，内阁首辅索额图得知后，将事情闹大，众人纷纷上疏弹劾熊赐履，指责他是“假学道，真小人”。康熙无奈之下，只好秉公处理，下旨将他革职。
“嚼签案”让熊赐履名誉扫地，他无颜回乡，只能旅居江宁。在旅居期间，他一心做学问，编纂了《日讲四书解义序》，但刊印时并未印上自己的名字。然而，康熙并未忘记这位曾经的老师。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康熙南巡，想起老师在江宁，便召见了他；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又让他回朝担任礼部尚书，四年后调任吏部尚书。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熊赐履再次官至大学士，而且是东阁大学士，负责教育太子。
学术贡献：理学的传承与弘扬
熊赐履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理学家。他宣扬理学，推崇朱熹之学，曾著《闲道录》抨击王阳明的学说，提倡“明善”“主敬”等宋儒观点，思想上比较复古。他认为，只有儒学才是一个王朝立国的根本，只有通过儒学的熏陶和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的君主和官员，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康熙朝，熊赐履以朱熹之学进献康熙，使皇帝接受了惠顾学，同时也挽救了理学。他长期为康熙讲解儒家经典，对康熙的儒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对《周易》的理解和学习，基本上都源自熊赐履的讲解和灌输。在他的影响下，康熙朝的理学名臣层出不穷，理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弘扬。
晚年余晖：告老还乡与历史评价
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六十八岁的熊赐履恳请告老还乡，康熙不准，允许其在京城暂居三年。三年后，康熙准许他回江宁养老，并在临走之前邀请他为皇子们讲学。熊赐履感动不已，老泪纵横。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熊赐履病逝于江宁，康熙追封其为太子太保。
回顾熊赐履的一生，他生活在明清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经历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崛起。在政治上，他历经起伏，从辉煌到低谷，再到重新崛起，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国家的忠诚。在学术上，他致力于理学的传承和弘扬，对康熙朝乃至整个清朝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曾犯下“嚼签案”的错误，但他的功绩和贡献依然不可磨灭。他就像一座历史的丰碑，屹立在明清历史的长河中，为后人所敬仰和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