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那个佛教盛行、因果报应说甚嚣尘上的时代，范缜宛如一位孤独的勇士，手持理性的利刃，勇敢地向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发起挑战，其事迹如同一束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历史的迷雾，照亮了人们追求真理的道路。
佛教盛行，因果报应成社会枷锁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迅速蔓延。寺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地，僧尼数量急剧增加。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思想，成为统治者麻痹民众、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他们告诉百姓，今生的富贵贫贱、祸福吉凶都是前世修行的结果，穷人受苦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这种思想如同沉重的枷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底层民众在苦难中默默忍受，不敢反抗。
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典型代表。他在建康郊外的鸡笼山有一座别墅，常常在那里招待名士文人，喝酒谈天，还请来和尚讲解佛教道理。他亲自给和尚备饭倒茶水，对佛教的虔诚可见一斑。在他的影响下，佛教的势力愈发强大，因果报应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深入人心。
初露锋芒，落花妙喻驳因果
永明七年（489 年）暮春的一天，萧子良大会宾客，席上坐满了达官贵人、名人学士以及精通佛教的高僧。范缜也应邀出席。席间，高僧们大力宣扬因果报应说，认为统治者的权势与财富、地位都是依靠前世修行得来的。这对于无神论者的范缜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他勇敢地加以反驳，“盛称无佛”。
萧子良亲自出马，与范缜展开论战。他问范缜：“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你倒说说，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富贵，有的人生下来就贫贱呢？”范缜不慌不忙，以一个精妙的比喻回应道：“这没有什么奇怪。打个比方，人生好比树上的花瓣。花经风一吹，花瓣随风飘落。有的掠过窗帘，落在座席上面；有的吹到篱笆外，落在茅坑里。”他接着说：“落在座席上就像您；落在茅坑里的，就像我。富贵、贫贱，就是这么一回事，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
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将人生的富贵贫贱归结为自然现象，而非前世因果的安排。萧子良瞪着眼睛，一下子还听不懂范缜说的是什么意思，待范缜解释后，他虽心中不快，却一时语塞，无法反驳。范缜在这次论战中胜利了，他用深刻而又形象的比喻，击中了萧子良的要害，使得他哑口无言。
著书立论，神灭思想破迷信
从萧子良处回来后，范缜觉得虽然驳斥了萧子良，但还没有把他反对迷信的道理说透彻。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神灭论》。在这篇文章中，范缜提出了“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核心观点，强调精神依附形体而存在，形体消失，精神也就随之消灭。
他用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作比喻，说：“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一把刀和锋利的作用。没有刀，就不能起锋利的作用。没有形体，哪里有什么精神呢？”这一比喻通俗易懂，将抽象的形神关系具象化，让人们更容易理解。他还断定人死以后灵魂是不存在的，什么因果报应，都是骗人的话。
《神灭论》的发表，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朝廷上上下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萧子良的亲信、朋友认为非把范缜狠狠地整一下不可。他们组织了一批高僧和范缜辩论，试图驳倒他的观点，但都未能成功。
坚守立场，无畏权势护真理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攻击，范缜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毫不退缩。竟陵王萧子良见辩论无法驳倒范缜，便悄悄托王融私下告诉范缜：“神灭论毫无根据，你坚持这样的异端思想，恐怕会被正统思想所不容。只要你放弃这样异端思想，以你的才学，至少也能当上中书郎。”范缜听后哈哈大笑，答道：“如果我真的愿意为了当官而出卖自己的思想，那我早就成为中书令一级的大官了，怎么会看得上小小的中书郎呢？”
后来，梁武帝萧衍建立梁朝，他同样信奉佛教，将佛教定为国教。天监六年（507 年），梁武帝下敕书《敕答臣下〈神灭论〉》，召集了包括佛门高僧、朝廷重臣、皇亲国戚在内的六十余人发文辩驳《神灭论》。他们先后发表了七十余篇文章，对范缜进行围攻。但范缜毫不畏惧，他将《神灭论》改为更适合论战的主宾问答的形式，共有三十一条，认真听取了皇帝的“意见”，以更加坚定的态度和有力的论证回应了论敌的攻击。
在这场论战中，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让论敌们纷纷败下阵来。中书舍人曹思文在与他交锋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梁武帝对他无可奈何，只好既不贬黜，也不升擢范缜，让他位居国子博士，直至去世。
范缜反佛报应的事迹，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挑战了当时盛行的宗教迷信，为无神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思想和精神，激励着后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