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黼（1079年—1126年），原名王甫，字将明，开封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是北宋末年臭名昭著的大臣、宰相，位列“六贼”之一。他凭借巧言献媚、投机钻营的伎俩，在北宋末年的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初入仕途：投机钻营，平步青云
王黼生得“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虽无真才实学，却凭借出众的口才和善于揣摩他人心理的能力，在官场中迅速崛起。崇宁年间，他考中进士，初任相州司理参军，负责编修《九域图志》。因工作缘故，他结识了何志，何志对其颇为欣赏，便向父亲何执中（时任宰相）推荐。何执中遂提拔王黼为校书郎，后又迁为符宝郎、左司谏。
此时，北宋朝廷内部党争激烈，宰相张商英逐渐失宠，宋徽宗有意重新启用蔡京。王黼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政治风向，立即上疏大力赞扬蔡京的政绩，同时攻击张商英。蔡京复相后，为报答王黼的“助力”，在短短两年内，将其从左司谏超擢为御史中丞，这一越级提拔震惊朝野，也奠定了王黼作为蔡京重要党羽的地位。
拜相弄权：骄奢淫逸，祸国殃民
宣和元年（1119年），王黼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他由通议大夫连升八级，被任命为特进、少宰（右宰相），成为大宋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火箭式”升迁案例。宋徽宗对他宠信有加，不仅赐予豪华府邸，还允许他随意动用国库钱财。王黼表面上顺应民心，一反蔡京所为，罢方田、毁辟雍、医、算学，合并修会要、六典各机构，裁汰冗官，对远郡使、横班官俸禄减半，茶盐钞法不再比较，对富户的科抑一律蠲除，一时间赢得了“贤相”的美誉。
然而，这不过是王黼的伪装。一旦掌握大权，他便原形毕露，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生活极度奢靡。他强占他人府邸、珍宝，府邸豪华逾制，与亲王比肩；饮食器用穷极珍异，每日从府中地沟流出的水中都夹杂着雪白的米粒，浪费之惊人可见一斑。他还公然卖官鬻爵，官职按等级明码标价，官场腐败至极。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设立应奉局，自任提领，以“供奉朝廷”为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苛取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据为己有。应奉局从百姓手中搜罗的奇珍异宝，百姓见到的不到十分之一，绝大多数都流落到了王黼的口袋里。
在外交政策上，王黼是北宋末年“联金灭辽”策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幻想通过夺取燕云十六州立下不世之功，从而巩固自己的权位。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他虚报军功、克扣军饷，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他大肆搜刮民财，计口出钱，得六千余万缗，却用这些钱买了五六座空城向宋徽宗报捷。宋徽宗龙颜大悦，赏赐玉带紫袍，加封他为楚国公。王黼的这些行为不仅耗费了巨资，激化了社会矛盾，更暴露了北宋的虚弱，为金国南侵埋下了祸根。
结怨诸臣：树敌众多，自食恶果
王黼在官场中肆意妄为，结怨甚多。他与蔡京争权，排挤蔡京出朝后，又与掌握军权的童贯不合。童贯打算重新启用蔡京来排挤王黼，王黼则向宋徽宗上书，让童贯领军去攻打辽国，试图借刀杀人。他还与宦官梁师成交好，称其为“恩府先生”，甚至自认梁师成义子，凭借梁师成的权势，逼走门下侍郎许将，白天就赶走许将全家，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愤怒。
此外，王黼还暗中替郓王赵楷筹划夺太子位，企图动摇太子赵桓的地位。他召宫臣耿南仲讲明自己的意图，让他代替太子起草辞去皇孙赵谌官职的奏书，致使赵谌被罢官。这些行为使得他在朝廷中树敌众多，为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败亡结局：临阵脱逃，身首异处
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兵大举南下，逼近汴京（今河南开封）。王黼不等诏命，便仓皇携带家眷财宝出逃，这一行为被视为弃国弃君，大失人臣之节。宋钦宗（赵桓）即位后，迫于舆论压力和清算“六贼”的呼声，于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下诏贬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并对其抄家。
大臣吴敏、李纲等强烈要求诛杀王黼以谢天下，宋钦宗将处置权交给开封尹聂山。聂山与王黼素有旧怨，遂派武士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南面的辅固村追上王黼，将其斩杀，时年48岁。宋钦宗因刚即位，诛杀大臣有损仁政，对外声称王黼死于强盗劫杀。然而，百姓对王黼的恶行早已恨之入骨，纷纷拍手称快。
王黼的一生，是投机钻营、祸国殃民的一生。他凭借巧言献媚和投机取巧的手段在官场中迅速崛起，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的败亡，不仅是个人品德败坏的必然结果，更是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的缩影。他的故事，成为了后世引以为戒的典型案例，警示着人们要坚守正道，远离奸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