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将汉献帝刘协封为山阳公，东汉王朝就此覆灭。次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延续汉室法统。这场历史转折中，刘备未迎回刘协的决策，绝非简单的“忠义”或“私心”所能概括，而是权力结构、地理阻隔与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地理阻隔：千里接驾的“不可能任务”
刘协退位后被安置于河内山阳郡（今河南焦作），而蜀汉政权据守益州（今四川一带）。两地相隔千里，中间横亘曹魏核心统治区洛阳。若刘备欲迎回刘协，需突破曹魏层层防线，这在当时几乎无异于“千里送人头”。
史载，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篡位后，刘备曾“闻汉帝见害，乃发丧制服”，这一举动暴露其战略考量：通过虚构刘协之死，既避免与曹魏直接冲突，又为自身称帝扫除法理障碍。若真欲迎回刘协，刘备完全可派密使探查实情，而非匆忙发丧。这种矛盾行为，实为权衡利弊后的政治表演。
二、权力真空：刘备集团的“正统焦虑”
刘备虽以“汉室宗亲”自居，但其与刘协的血缘关系已疏远至十三世祖汉景帝刘启。这种远支宗室的身份，在法统上难以服众。若迎回刘协，刘备将面临两难困境：
权力让渡：刘协作为东汉末代皇帝，若复位则必掌实权，刘备集团多年积累的军政资源将拱手让人。
傀儡风险：刘协半生为董卓、曹操所挟，若在蜀地重演“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恐沦为第二个董卓，遭文武离心。
事实上，刘备称帝后，其核心团队（如诸葛亮、张飞、赵云）均忠于刘备个人而非汉室正统。若强行迎回刘协，必引发内部权力争夺，甚至导致分裂。这种风险，在蜀汉国力孱弱、曹魏虎视眈眈的背景下，显然不可承受。
三、政治博弈：称帝比迎帝更划算
刘备的称帝决策，本质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博弈：
法理重构：通过追谥刘协为“孝愍皇帝”，刘备既保留对汉室的道义支持，又确立自身法统。这种“虚君实权”模式，与曹丕封刘协为山阳公异曲同工。
舆论操控：利用信息不对称，刘备散布刘协遇害的谣言，将自身包装为“汉室唯一继承人”。这种操作，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为“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
战略主动：称帝后，刘备以“兴复汉室”为旗号发动夷陵之战，虽败犹荣。若迎回刘协，则需将战略目标让渡于刘协，丧失军事主动权。
四、历史镜像：刘协的“解脱”与刘备的“必然”
从刘协个人命运看，退位后被封山阳公，反得安享晚年。他弃帝王之尊，躬耕菜圃、悬壶济世，在当地获“德医双馨”之誉。这种结局，远胜于在蜀地重蹈傀儡覆辙。
而对刘备而言，不迎刘协实为必然选择。若迎回刘协，蜀汉将陷入“法统争斗—军事失利—政权崩溃”的恶性循环。历史证明，刘备称帝后虽未能一统天下，但至少维持了蜀汉四十余年国祚，远超刘协在位时的动荡岁月。
五、深层启示：权力游戏中的“伪正统”逻辑
刘备不迎刘协的决策，揭示了乱世中“正统性”的虚幻本质。当法统与实权冲突时，权力集团往往会选择后者。这种逻辑，在曹丕封刘协为山阳公、司马炎篡魏建晋等事件中反复上演。
汉献帝与刘备的命运交织，恰似一面镜子：前者是正统符号的牺牲品，后者是权力游戏的胜出者。在“成王败寇”的历史法则下，所谓的“忠义”与“正统”，终究不过是权力博弈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