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又因移居江苏南京秦淮河畔，别署“秦淮寓客”。这位出身缙绅世家的清代文学家，以一部《儒林外史》成为中国讽刺小说的巅峰人物，其人生轨迹与文学成就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篇章。
世家子弟的陨落与觉醒
吴敬梓生于安徽全椒的科举名门，曾祖父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探花，官至翰林院编修、提督顺天学政；祖父吴旦为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家族“一门两鼎甲，两代六进士”的辉煌，为他铺就了优渥的成长环境。他自幼聪颖过人，“读书过目辄能背诵”，18岁考取秀才，看似前程似锦。然而，命运的转折始于父亲吴霖起的离世。作为赣榆县教谕，吴霖起清廉正直，却因不善逢迎被罢官，这一经历让吴敬梓过早目睹官场黑暗。
父亲留下的二万余两白银遗产，未能成为吴敬梓的护身符，反而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导火索。他“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既不善于经营产业，又豪爽仗义，“遇贫即施”，与文人雅士“饮酒歌呼穷日夜”。族人觊觎遗产，引发“夺产之变”，他愤而典卖田宅，十年间挥霍殆尽，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这场家族纷争不仅让他经济困顿，更让他对科举功名与虚伪人情深恶痛绝。
移居金陵：从豪奢到困顿的蜕变
雍正十一年（1733年），33岁的吴敬梓携续弦叶氏移居南京秦淮河畔，寓居于白板桥西的“文木山房”。南京的六朝烟水与市井烟火，为他提供了新的创作土壤。他广交文人学士，与程廷祚、程晋芳等名士诗酒唱和，却对权贵富商不屑一顾。乾隆元年（1736年），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以“消渴加剧”为由拒绝，彻底断绝仕途念想。
晚年的吴敬梓生活愈发窘迫，靠卖文、典衣度日，甚至“以书易米”。寒冬时节，他与友人“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自称“暖足”。这种“穷且益坚”的姿态，被他融入《儒林外史》的创作中。书中杜少卿“麇鹿之性，草野惯了”的宣言，正是他拒绝功名羁绊、追求精神自由的写照。
《儒林外史》：一部刺破时代虚伪的利刃
吴敬梓将半生所见所感倾注于《儒林外史》，以明代为背景，实则揭露清代科举制度的腐朽与士林阶层的堕落。全书56回，通过范进中举发疯、严监生临终因灯盏多燃一根灯草而不肯断气、王玉辉怂恿女儿殉夫等经典情节，刻画了士人追逐功名的丑态。他以辛辣笔触讽刺“八股取士”对人性的扭曲：范进中举后“痰迷心窍”的癫狂，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精神异化的缩影；周进头撞号板、王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婪，则揭露了官场黑暗与道德沦丧。
书中亦不乏理想人格的塑造。杜少卿装病辞爵禄、散尽家财助人，继承了魏晋风度的“狂狷”；沈琼枝不甘为妾，逃至南京自谋生计，展现了女性反抗压迫的勇气；市井四奇人（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以自食其力为傲，在傲视富贵中维护人格尊严。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吴敬梓心中的理想社会图景——一个摆脱功名束缚、回归人性本真的世界。
文木老人的精神遗产
吴敬梓的文学成就超越时代。鲁迅评价《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称其为“安徽第一大文豪”，国际汉学界更将其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等巨匠相提并论。小说以白话叙事纯熟自如，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讽刺手法高超绝伦，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的先河。其影响远播海外，被译为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1754年冬，吴敬梓客居扬州时因痰涌气促猝然离世，遗柩归葬南京清凉山下。他的一生，从世家子弟到“败家子”，从拒仕文人到讽刺大师，始终以“文木老人”的清醒审视世间百态。他的文字如利刃，刺破了封建社会的虚伪面纱；他的精神如明灯，照亮了后世对人性与自由的永恒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