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一道震动朝野的诏书从紫禁城发出：清廷正式为已故128年的睿亲王多尔衮平反，恢复其宗室身份，追谥“忠”，补入玉牒，并允许其爵位世袭罔替。这一决定不仅颠覆了顺治帝钦定的“谋逆”铁案，更成为乾隆朝调和满洲贵族矛盾、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关键一环。从权力斗争的漩涡到历史评价的转折，这场跨越三朝的平反行动，揭示了乾隆皇帝深层的政治考量。
一、历史遗案：多尔衮的功与罪
多尔衮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在皇太极猝死后力主拥立6岁的福临（顺治帝）继位，自己担任摄政王。他统率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政权，完成对西藏的统治，将新疆纳入版图，使清朝版图达到最大化。然而，其专擅朝政、打压异己的行为也引发满洲贵族的忌惮。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猝死后，被苏克萨哈等心腹构陷“谋逆”，遭削爵除封、掘坟毁墓，其家族与正白旗将领长期受株连。
乾隆在平反诏书中直言：“夫睿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他以逻辑推翻“谋逆”指控：若多尔衮真欲篡位，何需在死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为证？其生前拒绝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的拥立，力主顺治继位，甚至以“自刎”明志，足见其忠君之心。乾隆更指出，顺治帝当时年仅14岁且未亲政，定罪多尔衮实为“宵小奸谋”所致。
二、康熙雍正的隐忍：孝道与政治的双重枷锁
康熙、雍正两朝虽知多尔衮冤屈，却因政治现实选择沉默。康熙朝，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仍健在，他们曾因多尔衮打压而心怀怨恨，若平反必引发新一轮权力斗争。雍正朝，顺治帝的“孝道”成为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作为顺治之子，雍正若推翻父皇钦定之案，将面临“不孝”的道德指责，动摇统治合法性。
乾隆则摆脱了这一束缚。作为顺治帝的曾孙，他与多尔衮案的政治关联已淡化；且此时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缓和，正白旗将领后裔对多尔衮的怨愤随时间消解。乾隆借修《四库全书》之机，以“睦亲彰善”为由，为多尔衮翻案，既符合儒家“继绝昭屈”的伦理，又无需承担直接违背祖制的道德风险。
三、乾隆的算盘：平反背后的政治逻辑
调和满洲贵族矛盾：多尔衮案长期压制正白旗势力，导致其与两黄旗对立。乾隆通过平反恢复多尔衮“铁帽子王”地位，并同步为多铎、豪格等宗室翻案，旨在化解旗人内部积怨，巩固统治基础。
重塑政治合法性：乾隆以“功过分开”重新定义多尔衮：肯定其开国之功，否定其专擅之过。他强调多尔衮“深明君臣大义”，将平反与“忠君”思想绑定，为清朝统治注入道德正当性。
彰显皇权威严：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平反多尔衮是其“文治”的重要象征。通过纠正历史冤案，他向天下展示“明察秋毫”的帝王形象，同时以“翻案”手段笼络宗室，巩固个人权威。
终结“八王议政”遗风：乾隆五十年（1785年），他彻底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平反多尔衮可视为这一改革的铺垫——通过否定多尔衮“专擅”的合法性，为强化皇权扫清历史障碍。
四、历史回响：平反的深远影响
乾隆的平反行动重塑了多尔衮的历史形象。在《清实录》中，多尔衮从“谋逆者”变为“定国开基”的功臣，其传记被修正并补入《宗室王公功绩传》。这一转变不仅影响了后世对清初历史的评价，更成为乾隆朝“文治”的重要符号。
然而，平反并非单纯的历史修正。乾隆通过选择性翻案（如拒绝为阿济格平反），将“忠君”标准植入宗室评价体系，强化了满洲贵族对皇权的服从。这种“以功抵过”的策略，既安抚了功臣后裔，又遏制了潜在的政治挑战，展现了乾隆作为政治家的务实与权谋。
